◎吉广舆

【内容提要】 宋初九僧的事迹，一直是中国禅宗史、宋诗研究史上的谜障，不仅关涉 “宋初三体”——白体、晚唐体、西昆体流行之先后顺序，决定宋初诗风体派承传之次第，更是有宋一代禅诗风格演变之初机。本文从现有《大藏经》之寥寥史料中，抉剔探索九僧之僧系背景，先确认其僧籍之寺里，辨明地域分布；次从僧官系统考察出九僧之职系因缘，归纳出四僧属于禅宗，三僧为天台宗，二僧无法定位的宗门情况；最后对他们的生卒年作一交代，澄清千百年来模糊不清的九僧面目。

九僧究竟以什么因缘结合？何以自成一个诗歌流派？要探究这层渊源，就要先解决他们身世的谜团，从僧系、行踪方面勘察背景，旁及师友交谊并作验证。由于缺乏文献记载，其身世背景已难以稽考，不易作全方位的确认。司马光《续诗话》首先揭橥的九僧法号、僧籍，是依照陈充编辑的《九僧诗集》而来，所记九僧里籍依序为：

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简长、贵城惟凤、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怀古。

阮阅所援引《六一诗话》，却作如下记载：

九僧，谓希昼、宝通、寺恭、行肇、简长、尚能、智仁、休复、惟风，有集行于世。《谈苑》亦有诗（1）。

然而，今本《六一诗话》没有这条记载，已无法进一步追查。但所列的 “寺恭”应是 “守恭”之误， “惟风”则是 “惟凤”之误，这是九僧名号首见的出入。成书于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被王士稹盛称为 “宋人说部之宏构而有裨于史”（2）的《宋朝事实类苑》中，江少虞也引录西昆诗人杨亿的口述云：

公尝言：近世释子多工于诗，而楚僧惠崇、蜀僧希尽为杰出。其江南僧元净、梦真，浙右僧宝通、守恭、行肇、鉴微、简长、尚能、智仁、休复，蜀僧惟凤，皆有佳句（3）。

其中之 “希尽”显然是 “希昼”之误。江氏引述列举之十三僧名，虽然没有明白标举其中有 “宋初九僧”，但与阮阅的记载雷同，而两书都成于绍兴年间，上距陈充本《九僧诗集》已一百四十余年，下迄 “陈起本”的问世还有五十余年，可见当时《九僧诗集》确已罕见而失传，陈充辑选的《九僧诗》还没有受到诗坛公认；后来经过《郡斋读书志》的著录，以及陈起之复刊，才形成后世统一的 “九僧”之名，所以《郡斋读书志》卷二十、《清波杂志》卷十一、《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记载的氏里、师号，都和以 “陈充本”为准的《续诗话》相同，而《瀛奎律髓》及《宋诗纪事》则沿用 “陈起本”的氏里、师号， “九僧”因此确定为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惠崇、宇昭、怀古九人，这就解答了 “九僧”名号的来源，以及为何不同籍贯的九僧能被视为一个诗歌流派的成因：原来是因为陈充初编合集而入选，他们彼此互相唱和，又经过陈起刊刻而集结、流通，由诗集之编选而形成诗派；人以诗而名，诗因集而显，并非他们自行结伙组织、标榜名号的小众团体。这一诗派的雏形，与 “江湖诗派”因陈起刊刻《江湖集》而成形的情况相似；今人诗史、诗论文字中，对 “九僧”及《九僧诗》的形成因素多属臆测，或简略模糊，应予以厘清。他们的僧系背景迄今仍是一大谜团，以下试作探索：

既是僧伽，就应该有僧籍、宗派。然而遍查《大藏经》、《续藏经》及与宋僧有关的《僧传》、《灯录》等书，竟然没有九僧籍贯、寺里的记录。推究原因：北宋承五代之后，僧籍泛滥，他们既非宗派主流，未曾住持弘传，又没有经论疏释的著作，自然难入高僧之林，此其一。南山赞宁《宋高僧传》上续南山律宗始祖唐僧道宣《唐高僧传》，起自唐高宗干封二年（667年），迄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三百二十年间，所收正传五三二人、附传一二五人中，大多为唐僧，宋僧只有正传二九人、附传七人而已；九僧当时初入中年，德望有限，自然不及备载，此其二。赞宁于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入寂，连他自己都没有立传，何况九僧有四僧在他辖下任职，僧腊及辈分尤晚，《宋高僧传》自然没有他们的踪迹，此其三。元僧昙噩《新修科分六学僧传》只是梁、唐、宋三《僧传》的选辑，而明僧如惺《大明高僧传》辑录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至明万历二一年（1593年），共四百六十九年的高僧事迹，与《宋高僧传》中间缺隔一百四十七年，宋、元、明三《僧传》间有断层，九僧适在断层中间，当然缺乏传述，此其四。明僧明河《补续高僧传》、近人喻谦等编《新续高僧传四集》虽然以续赞宁等《僧传》而作，原始资料既缺乏，也没有九僧事迹，此其五。由于上列因素的影响，乃造成稽查他们僧系的困难。以下试从僧籍、僧官、宗门、生卒年四个方向，探讨九僧的僧系背景。

一、僧 籍

一般说来，冠在师号上面的称号，可以是皈依的寺里，或是祖籍之居地，或是师承门派，很难定于一义。例如：东晋庐山慧远大师是雁门楼烦（今山西崞县东部）人，曾住上党（今山西长治北）、高都（今山西晋城附近），却以寺里为僧籍，九僧也有相同情况。他们的寺里或氏籍，仅有黄启方、许红霞两位学者曾经涉论，详略互见，所得稍有不同：

希昼：剑南——（黄氏）今四川成都，（许氏）略。

保暹：金华——（黄氏）今浙江金华，（许氏）略。

文兆：南越——（黄氏）今两广之地，（许氏）今福建。

行肇：天台——（黄氏）今浙江天台，（许氏）略。

简长：沃州——（黄氏）今浙江新昌，（许氏）今浙江钱塘江右岸地区。

惟凤：青城——（黄氏）今河南开封，（许氏）今四川灌县西南部。

惠崇：淮南——（黄氏）今安徽寿县，（许氏）今安徽滁县东部。

宇昭：江东——（黄氏）今江苏南京，（许氏）今长江下游南岸安徽、江西省部分地区。

怀古：峨眉——（黄氏）今四川峨嵋，（许氏）略（4）。

以上四川剑南、峨嵋及浙江金华、天台四里籍大抵确认无疑。其余待考者如下：

（一）文兆之 “南越”——自秦始皇 “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以及尉佗 “自立为南越武王”（5），都是以广州南海县为主。尉佗就是赵佗，汉高帝十一年 “立佗为南粤王，使和辑百粤”（6）， “曰南越者，吴王夫差灭越筑南越宫，故佗因其旧名，称番禺为南越”（7），番禺在今广州，南越王陵寝正在此处，可知北宋以前 “越”即 “粤”。 “古南越”地志为： “自岭而南当唐虞三代为蛮夷之国，是百越之地，亦谓之南越”（8），证明 “南越”指岭南两广、福建之地。许氏以《湘山野录》卷中所记 “闽僧文兆”来锁定范围，认定他是福建僧（9），与今人多以两广为粤、闽浙为越的观念相近。但《湘山野录》所记可能只是指他的来处，未必是本籍。所以，从地域隶属上来说，他是广南人的成分比较大。

（二）简长之 “沃州”——北宋没有 “沃州”地名，金始改庆源府（赵州，今河北赵县一带）为 “沃州”。陈起刊刻《圣宋高僧诗选》时，还可能以赵州为沃州，司马光就不可能预知了。黄氏以宋朝地理辖区判断，许氏则以《九僧诗》中 “沃州山”为指标，两者虽有狭义、广义之别，却都在吴、越境内，隶属两浙路。还有学者认为简长是 “河北人”（10），就把南宋金初的 “沃州”误认到北宋了。事实上，江少虞指他是 “浙右僧”（11），他在《暮春言怀寄浙东转运黄工部》诗中，也自承 “十年霜雪独为客，万里梦魂空到山”，此 “山”正是当时的 “沃州山禅院，在剡县南三十里，颇为胜境”（12），地处越州与台州之交界，紧邻行肇之天台山，近新昌而远钱塘。所以，他应该是 “剡县南三十里”的禅院中人。

（三）惟凤之 “青城”——司马光记载作 “贵城”人，但北宋没有 “贵城”之地，应该以五古本的 “青城”为准，《清波杂志》、《直斋书录解题》等书也都作 “青城”。按北宋 “青城”有两处：一在今河南开封南部，一在今四川灌县西南部；许氏以《宋朝事实类苑》卷三七所记之 “蜀僧惟凤”，推断他是四川灌县西南部人，比较可信。另外还有 “赤城人”一说（13），今浙江省天台县北、四川灌县西南都有赤城山，南宋诗人陆游有 “看遍人间两赤城”（14）、 “明日青城有使行”（15）句，都以四川青城山为 “赤城”。因此，惟凤的 “青城”，应该在四川灌县西南的青城山。

（四）惠崇之 “淮南”——这是九僧氏里中争议最多者，先后有五种说法：

１. 淮南人：《续诗话》、《清波杂志》卷十一、《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都是淮南。

２. 楚僧：《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八、《诗话总龟》前集卷十二、明人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五，都作楚籍。

３. 寿春人：《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引《杨文公谈苑》、宋人董史《皇宋书录》卷下，都注明是寿春人。

４. 建阳僧：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四、元人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三、明人朱谋垔《画史会要》卷二，都以他为建阳僧。

５. 沙州僧：清人徐星伯《宋会要辑稿．藩夷五之二》有载。

针对这五种说法，许氏参考《宋史．卷八八．地理四》、《汉书．地理志．第八上》等文献，做了一番统整，认为 “前四种说法实际上是一致的”：淮南、寿春、建阳都是古楚地，建阳是古称，寿春是宋地名，都属于宋代淮南西路辖境，所以 “第一种说法是从大的范围来讲，第三、四种说法讲的更具体一些”，因此将他的里籍定在 “今安徽滁县东部”。至于第五种说法，许氏认为： “可能惠崇曾在甘肃敦煌一带活动过，或者宋代还有另一个叫惠崇的僧人”。据《宋会要辑稿》记载 “沙州僧惠崇等四人以良玉舍利来献” （16），沙州在今甘肃敦煌一带， “惠崇等四人”就是《东京僧职纪赠法智诗二十三首》佚诗中的简长、行肇、希白（保暹）、慧（惠）崇四僧，亦即《宋会要辑稿．道释二之八》及《景佑新修法宝录》卷十六所载入馆同修的四僧，详细探索宋代僧官制度及译经流程，即可推知是同一位惠崇，只不过因为希求御赐的紫衣师号而 “以良玉舍利来献”，被误认或误记为良玉舍利产地的僧人了。他的《百句图》中虽有《瓜州亭子》诗联，但诗中有 “落潮鸣下岸”句，所在地应是扬州稍南长江边的瓜洲镇，也就是王安石《泊船瓜洲》之地，并非与沙州毗邻的西夏瓜州。黄氏将惠崇氏里定在 “今安徽寿县”，则是根据方回 “寿阳，惠崇旧居院在境内”的注记（17），以旧居所在地为准。

（五）宇昭之 “江东”——汉初始有 “江东”之称，谓长江以东之地，习称自安徽芜湖以下的长江下游南岸地区，而泛指长江以南之地为 “江南”。宇昭之里籍，五古本并作 “江东”，宋朝属江南东路辖境，与司马光《续诗话》的 “江南”相合，许文并明确认定 “可以简称为江东，也可以简称为江南”。

综观九僧的里籍，都集中在五代战乱较少而文风最盛的南唐、吴越与西蜀境内，前二地诗风精巧，西蜀诗风华丽，自然影响他们的创作风格。以北宋州郡疆域建置来区分，正好位于北宋诗人最密集的四大地域：剑南希昼、青城惟凤、峨眉怀古为蜀僧，位于成都府路；金华保暹、天台行肇、沃州简长为浙右僧（18），位于两浙路；南越文兆、淮南惠崇、江东宇昭为楚僧，分属广南东路、淮南西路与江南东路。九僧在地理上有明显的东六、西三分布形势，自成两个块状生活区。东方五僧因地缘相近而交游酬和，例如：浙右三僧与惠崇就曾经合任僧官，并非如部分学者所说的 “九僧各自南北东西，并不同贯，这个诗僧群体是五湖四海，没有地域性”（19）。各家文学史、诗史的记载，不乏类似臆测，容易相沿成误。

二、僧 官

澄清了九僧的僧籍之后，再进一步考察九僧的僧官，可以寻索出四条脉络：

（一）浙右三僧保暹、行肇、简长与楚僧惠崇都曾经合任僧官——宋真宗 “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诏可之，赐证义沙门简长号智印大师”（20），又于 “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赐证义沙门行肇号慧观大师”（21），与《四明尊者教行录》卷六的记载相符。从这四僧佚诗的结衔来看，保暹（希白）赐号 “慧照大师”，行肇赐号 “慧观大师”，简长赐紫衣及师号 “知印大师”，慧（惠）崇赐号 “净慧大师”，都曾 “笺注御集”，也都是北宋译经院的职事。以简长 “右街鉴义译经证义兼缀文同编修笺注御集知印大师赐紫”的结衔为例： “右街鉴义”是两街僧录司（22）的佐职，属于定等阶、别资历的不管事荣誉衔， “诏以证义沙门简长为右街鉴义”事在天禧四年（1020年）六月（23）； “译经证义”是译经院正职，坐于第一译主左边， “证已译之文所诠之义也”（24）； “缀文”是兼职，属译经院第六职事，负责 “回缀文字，使成句义”（25）； “同编修”是贴职， “本来是一种清贵的荣誉虚衔，入史馆修僧史或入译经院译经的高僧，亦可给编修、同编修等名号”（26），与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三馆编修相似； “笺注御集”是差遣，宋初官号与职权分离，或设官以寄禄，或用差遣任职事，是实际的工作职务； “知印大师”是封赐之师号，自唐咸通以来，都以朝廷赐师号及紫衣牒为殊荣，所封、谥师号以多字为贵，例自二至八字不等； “赐紫泛”是章服赐借，唐武则天以紫袈裟赐僧，表示荣贵，晚唐遂泛滥，郑谷《寄献狄右丞》就表明 “爱僧不爱紫衣僧”，至宋初仍有公荐及自荐之紫衣师号， “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诏可之赐……行肇及讲论沙门文泰紫衣”（27），证明行肇也曾受赐紫衣，到徽宗以后，紫衣才流于鬻卖。简长等四僧任僧官的正确时间，在太宗淳化二年（991年）： 沙州僧惠崇等四人以良玉舍利来献，并赐紫方袍，馆于太平兴国寺（28）。

“太平兴国寺”就是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成立的 “译经院”所在地，设有 “译经三堂”，中央为译经堂，润文堂在东，证义堂在西，这是四僧受赐紫衣师号并入 “译经院”的起始。依照当时朝廷赐紫衣、师号的情形来看，惠崇等四僧以沙州良玉舍利进献赐紫，只是晋身的一个过程，却被误记为沙州僧；而真正引导四僧入馆任职的因缘不外是：一为文友杨亿、丁谓等人先后以宰臣位列译经院主修，互相援引；二是南山赞宁以 “两浙僧统”、 “两街僧录”身分的举荐，一以人和结缘，一以地利绾合，四僧遂成一职系。

（二）《大中祥符法宝录》之证义——宋代译经之余，也编篡《经录》、《灯录》，其中一部是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编成的《大中祥符法宝录》，简长等四僧都在编辑行列：

八月，译经润文兵部侍郎赵安仁言：准诏编修岁经，表乞赐名题制序。诏以《大中祥符法宝录》为名……证义启冲、修静、证殊、文一、重珣、简长同编次……秘书监杨亿常预编修（29）。

《大中祥符法宝录》著录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至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共三十年间所出经籍，约二二二部，简长等四僧以 “证义”身分与杨亿同修此经录。可能因为当时只有简长是 “右街鉴义兼缀文”，而其余三僧没有这个职衔，自然没有列名，但他们仍然有 “兼缀文”的情况。例如：乾兴元年春正月，诏……缀文简长、行肇……就本寺普贤阁同校《大藏经》……真宗升遐，罢其事（30）。可知到乾兴元年（1022年），行肇也兼 “缀文”职事。

（三）《妙觉集》、《法音集》之笺注——这四僧先后参与 “传法院”于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妙觉集》的编辑，以及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法音集》的笺注，所以他们结衔中都有 “笺注御集”的职称。他们注释《法音集》的记载是：天禧中，诏下僧录简长等注释御制《法音集》（31）。

杨亿参与笺注《法音集》一事，则以《佛祖统纪》的记载比较翔实：四年正月，右街讲经秘演等，请以御制释典《法音集》命僧笺注，凡三十卷。乞附《大藏》，诏可。初是杨亿提举其事，集中有 “六种震动”之语，一僧笺之，将三百字，暗碎不可观；亿削去。自注云： “地体本静，动必有变”，人服其简。（32）

可知杨亿曾提举《法音集》的笺注，与简长等僧共事。《湘山野录》卷中也有相同的事迹。而 “是年，以宰臣丁谓兼充译经使润文官常一员”（33），丁谓这时也加入 “润文”行列，与四僧同在 “译经院”供职，彼此合成一职系，宋敏求（1019～1079年）的《春明退朝录》上卷，也记载了杨亿、丁谓的预事。

（四）对四明知礼之寄诗——天台宗十七祖四明尊者知礼（960～1028年），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焚身供养妙经，誓生净土；又于天禧四年（1020年）受宋真宗赐号 “法智大师”，发愿捐躯，以警懈怠，引发简长等四僧寄诗赞美。《佛祖统纪》云：驸马李遵勖奏师高行遗身，上嘉叹不已，特赐 “法智大师”之号，仍宣旨住世演教。是年，京师译经院证义简长、行肇等二十三人，各寄声诗，赞美道德，刻石于南湖（34）。

所谓 “刻石于南湖”的二十三人，就是《四明尊者教行录》卷六收录之二十三首诗的作者，其中有简长等四僧的佚诗。晁说之（1059～1129年）为此作序，说明佚诗的来源：是诗吾祖法智初不自有之，乃落于杭州式公，不知其历几岁，凡传几何人，而复归于法智之旧室，亦可叹也。已将移于石（35）。

天台宗复盛于四明，得力于知礼的绍隆正统；而知礼又得翰林学士杨亿等人护持，杨亿与惠崇等僧有诗往来，是四僧在职系上亲近天台的因缘。 

三、宗 门

九僧的僧籍、僧官还能穿梭考察，至于宗门情况，则几乎没有可靠的文献直接记录，只能从一些蛛丝马迹寻索：

（一）文兆应是天台宗宝云寺僧——北宋僧惠洪觉范曾记载： “东林照觉总禅师……年十一，依宝云寺文兆法师出家”（36）；元僧宝州觉岸《释氏稽古略》卷四、元僧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九也有相同记事。依此推算，东林常总（1025～1091年）于仁宗景佑二年（1035年）出家，元丰二年（1079年）住持 “东林太平兴国禅院”（东林寺）以后，内翰苏轼（1036～1101年）才参访献偈，皈依东林门下（37）。九僧在苏轼之前大多已示寂，而东林常总为临济宗 “黄龙派”祖师黄龙慧南（1002～1069年）系下，九僧僧系应该在黄龙与东林之间，此其一。宝云寺位于浙江鄞县，于宋开宝五年（972）由天台宗十六祖义通（927～988年）改建，初名 “传教院”，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受太宗赐 “宝云寺”之额，年代正好相近，此其二。《佛祖统纪》的天台法嗣系统中，虽然没有列入宝云文兆，但宝云义通系下就是四明知礼，旁系下则有孤山智圆（38），都是九僧的同辈僧，此其三。所以文兆应该属于宋初天台宗宝云寺僧。

（二）行肇是天台僧——他的本籍是天台，又是简长等四僧官《寄声诗》中，惟一尊称知礼为 “导师”的人，自属于天台法嗣。

（三）惟凤拜在四明教下——智圆《闲居编》卷三八有《送惟凤师归四明》诗，提及惟凤 “师亦往东明”。四明山也在浙江鄞县西南，与沃州简长的剡县相近， “周围八百余里，后割天台而别为四明，则为一百八十里”（39），而 “四明僧庐，在六邑总大小二百七十六所，只鄞一县，城内二十六，城外八十；天童日饭千僧，育王亦不下七、八百人” （40），因知礼、遵式二僧将天台重心移至此处，而成为中兴天台教仪之地。智圆除了赠简长、保暹、希昼三僧的诗之外，还有赠林逋、骆偃、吴黔……等文士的诗，都与九僧同一时代；他又是天台法嗣，与惟凤应有同门之谊。此外，东林常总系下有一弟子福严惟凤，与苏轼同参（41），但年代上有差距，不可能是九僧中的惟凤。而且《九僧诗》中只有惟凤没有禅字禅语，明显不近禅门。他曾受朝廷封赐师号，尊称为 “持正大师”（42），不是泛泛山僧。

（四）保暹是浙江普惠院僧——有关他宗门惟一的记载，是 “字希白……普惠院僧”（43）。北宋 “普惠院”在今浙江杭州以南的富阳县， “县西三十里，晋天福二年建名广济，宋治平中改额，明洪武年并偃松寺，今废”（44），与金华相距百余里。《宋诗纪事补遗》卷九六与《光绪金华县志》卷十一都沿用 “普惠院僧”的记载。另外还有一所 “普慧院”，则 “在余杭门里，旧名安仁，治平二年改今额，淳熙七年重建”（45）。他于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虽然还在世，然而本籍是金华，位在两浙路的婺州，与钱塘余杭门相隔百余里，应该是不同的道场。至于 “张咏离蜀日，以一幅书授蜀僧希白”（46）的记载，恐怕是因为 “离蜀”的地缘关系而误记。余靖有《慧照大师》诗，指出保暹是 “已向南宗悟，尤于外学精；士林传字法，僧国主诗盟”（47）的禅僧。

（五）怀古是法眼宗的宝华怀古——大鉴下第十二世法统中，有 “功臣轲禅师法嗣四人”，第四为 “宝华怀古禅师”，下注 “无录”（48）， “大鉴”为禅宗六祖惠能大师谥号；而明人陈仁锡《尧峰山志》卷一记载宝华山有 “怀古禅师，嗣功臣轲，住宝华法眼宗”（49），宝华山位于江苏句容，自五代 “宝志神僧为武帝师，始建庵山间”（50），与怀古师号的 “峨眉”适成南北，可能是早期皈依的道场。而希昼《寄怀古》有 “遥知”怀古 “吟苦夜禅忘”句，《九僧诗》中少见 “禅”字，怀古应是禅宗法眼派下。

（六）宇昭是禅宗僧——文兆《送宇昭师》有 “他方人请住，又得继南能”， “南能”也是禅宗六祖岭南惠能大师简号，证明宇昭也是大鉴系下禅僧。

（七）简长是沃州山禅院僧——他的寺籍是沃州山禅院。而且《九僧诗》中，他用的 “禅”字最多，十七首中用了五次；禅门术语也数他最多， “空印”、 “斋身”、 “振锡”、 “祖衣”……出现了十二词，应该是禅宗僧。

（八）希昼是杭州西湖僧——智圆有《次韵酬邻僧昼上人》诗（51），他本是天台宗僧，住杭州孤山西坡之玛瑙院；林逋也有《酬昼师西湖春望》一首（52），说明希昼虽然出身剑南，但曾挂单孤山邻近的道场，可能是杭州西湖僧。

九僧的宗门，只能寻索出七僧：三僧属于天台宗，四僧属于禅宗，二僧无法定位。因为不属于同一僧团，证明他们不是自行鸠合的小众团体，并非同一门派的僧侣。当时佛门宗派中影响最大、僧众最多的，正好是天台宗与南宗禅，他们的宗门符合那个时代的趋势。

四、生卒年

九僧的生卒年代，除了惠崇有一条宋祁的概略注记之外，几乎没有文献可供考索。他们的生存时间从五代延伸到北宋，陈振孙记载惠崇 “与潘阆同时”（53），潘阆卒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胡应麟指 “九僧诸人盖皆与寇平仲、杨大年同时&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