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达

近读释永信主编的《中国少林寺·碑刻卷》，见收录了金代石刻图像、碑铭凡十余种，在少林寺各朝石刻中数量不算多，但正如《碑刻卷·前言》所说的，金代的石刻画像极具艺术价值，而史料价值也不容低估。（1）

在阅读金代石刻文字时，我注意到一个僧人的名字——性英。其一是出现在金宣宗兴定六年二月（实为元光元年，1222年）镌刻的《重修面壁庵记》上，此碑由金末着名文人李纯甫撰文，性英书写，署名是“洒扫宝应禅寺性英”。其二，是在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镌立的《铸公禅师塔铭》上，铭文之末有“住持传法嗣祖沙门性英同建”等字样，表明时隔二年后，性英已是少林寺住持，《铸公禅师塔铭》正是在他的主持下修建的。

这位性英，就是与元好问有着深厚友谊的少林寺长老性英粹中，性英是他的法号，粹中是字；按照宋代以来禅僧们约定俗成的习惯，他还有一个别号叫木庵。在当时朋友们的诗文酬答中，他有木庵禅师、英上人、英禅师、粹中禅师等多种称呼。

性英是金元革代之际北方禅宗的一位重要人物，他诗名很高，又擅长书画，当时名重丛林，俨然一代“缁衣学士”。若以金元两代的少林寺僧而言，性英是居于虚明教亨、东林志隆之后和福裕雪庭之前的一代住持，其社会地位和影响不及福裕之盛，但却远在教亨、志隆之上。性英经历了金、元之际那个兵连祸结、生灵涂炭的艰难时代，这也正是少林寺大起大落的重要时期。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和当时一批名重天下的人物有交往，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漫游于士大夫上层的禅僧。就这一点而言，其风格明显与福裕不同，二人所处时代有不同，面临的政局亦不同，是故在用进舍藏之间各具所长，各有取予。可惜的是，宋元以后的僧传着作中没有为性英立传，本人的诗文着作也没有传存下来，所以他的事迹已近于泯没。

少林寺的历史蕴藏着许多珍贵的史事，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国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但这方面的研究却不尽如人意，许多问题没有深入研究，史实不明，一任小说家信口雌黄，编造出许多荒诞不经的故事来，社会上往往误以为信史。武术界更是捕风捉影，极尽牵强附会之能事。其实许多说词与少林寺的文化背景和武学精神相去甚远。是故盼望这方面的研究能不断有所深入，有更多的学术成果产生，以还少林文化之本来面貌。

拙稿借助于细琐的考证来探寻性英粹中的平生涯略，借此来窥见金、元之际少林寺的状况与人物之盛。或有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有以教之。

一

性英的生卒年史无记载，从现有资料看，他的前半生主要生活在金代，金亡后，在蒙古统治下的北方又生活了若干年。至迟在元宪宗蒙哥汗在位的第四年（甲寅，1254年）他还在世，此时上距金源灭国已经是二十年了。

关于其出身家世，也基本无记载可征，幸好有元好问提供的一些情况：

木庵英上人，弱冠作举子，从外家辽东，与高博州仲常游，得其论议为多。且因仲常得僧服。（2）

这段文字很重要，从中我们大略得知性英的学问渊源。

高博州即高宪，字仲常，辽东人。因曾在博州（山东聊城）任官，故名。高宪出于世宦之家，而本人则是一位“天资颖悟，博学强记”的才子，他自称“于世味淡无所好，唯生死文字意而已。使世有东坡，虽相去万里，亦当往拜之。”金代名士李屏山在赠诗中称他“从军元自乐，游子若为情。笔下三千牍，胸中百万兵。”（3）可以从中想见其精神风致。高宪才思敏捷，年未三十，作诗已千数首。可惜，如同金末的许多文人一样，他在蒙金战争中“没于兵间”，作品也都散逸了。（4）

值得提到的是，高宪是金代文人的翘楚人物、辽东籍的大名士王庭筠的外甥。元好问说他“幼学于外家，帮诗笔字画，俱有舅氏之风。”可见王庭筠对他影响很大（5）而性英“弱冠为举子”，必是书香子弟，他的外家也是辽东人，因此得与高宪相过从，“得其论议为多”，后来还因为高宪的帮助得以出家为僧。据此，性英完全有可能通过高宪而接近王庭筠，并受教于王或受到王的影响。我这个推测是有旁证的，因为性英与王庭筠确有联系。元人王恽有一首《跋王内翰与木庵唱酬诗轴》的七律云：

木庵诗笔老而妍，心印多从吏部传。豹管一窥连璧句，月牕慵展碧云篇。风流岂落明昌后，真率当随靖节肩。留取人间作遗像，鬓丝禅偈话它年。（6）

王内翰即王庭筠。当金章宗明昌、承安之际，曾长期在翰林院供职，位至翰林修撰，故有此称。王与性英有“唱酬诗轴”，说明二人有诗文往还。当然，以年辈论，王是前辈名家，性英是晚辈，二人的唱酬说明王庭筠对这位晚辈的爱重。史称王庭筠“外若简贵，人初不敢与接。既见，和气溢于颜间，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极口称道，他日虽百负不恨也。……世人以知人许之。” （7）与性英的酬唱可算一例。王庭筠不但以诗文享名一时，而且书画成就很高，草书墨竹冠绝一时，成为 “文人画”早期的代表人物。性英在文学和书画上，都可能得益于王庭筠，或者说是王庭筠的追随者，亦见其起点之高。这应该是后来性英以方外之身能从容游衍于金元两代士林的原因之一。

性英与王庭筠的关系还有一证。王恽还写过一篇《王内翰写真赞》，赞文前面王恽有几句话：“总管萧君出示承旨内翰写真，木庵师题赞其上，似有所未尽者，因为之赞云……”（8）传世的王庭筠画像上有性英题写的赞语，也反映了二人有较深的关系。

性英与另一位有“金士巨擘”之誉的赵秉文的关系，也值得注意。

赵秉文字周臣，号闲闲，滋州人。明昌间为翰林学士，后历官为礼部尚书、侍读学士。赵秉文由王庭筠的举荐起家，是王以后的金源文坛的盟主人物。他“仕五朝，官六卿”，直至金朝灭亡前夕在忧国忧民中病逝。赵秉文不同与王庭筠的是，王基本上是“醇儒”一类，而赵则儒而兼佛，特别是国运危重的晚年。《金史》本传说“晚年颇以禅语自污，人亦以为秉文之恨云。”（9）赵秉文同性英有诗歌来往，见于赵的文集的有一首《同英粹中赋梅》：

寒梅雪中春，高节自一奇。人间无此花，风月恐未宜。不为爱冷艳，不为惜幽姿。爱此骨中香，花余嗅空枝。影斜清浅处，得度黄昏时。可使饥无食，不可无吾诗。（10）

此诗亦见《中州集》第3卷，题作《同粹中师赋梅》。关于二人关系，刘祁《归潜志》卷9有一段记载：

赵闲闲本喜佛学，然……颇畏士论，又欲得扶教传道之名。晚年，自择其文，凡主张佛老二家者皆削去，号《滏水集》，首以中和诚诸说冠之，以拟退之原道性，杨礼部之美为序，直推其继韩、欧。然其为二家所作文，并其葛藤诗句另作一编，号《闲闲外集》，以书与少林寺长老英粹中，使刊之。故二集皆行于世。（11）

赵秉文以《闲闲外集》托付性英刊刻，有古人所谓“藏之名山”的寓义，可见对性英寄望之深。可惜赵只有《滏水集》传存下来，《闲闲外集》则早已亡逸。其实赵与性英的关系是多层面的，从师友系统上讲，二人都曾经受教或受惠于王庭筠，算得上都是王门后学。更重要的一层是赵秉文“本性喜佛”，而且与少林寺和性英本人都有一定感情。元好问曾经专门讲到赵秉文与性英在少林寺的一段友谊。他说：

正大中，闲闲公侍祠太室，会上人（指性英）住少林久，倦于应接，思欲退席。闲闲公作疏留之云：‘书如东晋名流，诗有晚唐风骨。’予谓闲闲虽不序《木庵集》，以如上语观之，知闲闲作序已竟。然则向所许百年以来为诗僧家第一代者，良未尽欤。（12）

所谓“正大中侍祠太室”，应指金哀宗正大年间（1224－1231）赵秉文以礼部尚书奉侍哀宗祭祀嵩山，但此事不见于《金史》；赵的《滏水集》刊刻在正大之前的元光二年（1223），也未记载此事。此时，性英正在少林寺，有前面提到的正大元年《铸公禅师塔铭》的题名为证。少林地处中原，又是禅宗祖庭，住持不免“疲于应接”，性英“思欲退席”。金朝制度，僧人的“敕牒”由礼部发放，重要寺院住持的进退由礼部酌定，有的须上奏皇帝定夺。因此赵秉文便上疏朝廷请求挽留性英，亦见性英“思欲退席”是有具体行动的。赵在疏文中称赞性英“书如东晋名流，诗有晚唐风骨。”元好问认为，尽管赵秉文生前没有来得及为性英的诗集写序，但这篇疏文实际等于是一篇序言，也证明了元好问自已以往推崇性英为“诗僧第一代，无愧百年间”的诗句是恰当的。

赵秉文与少室山、少林寺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的《滏水集》里有多首与此有关的诗作，其中如卷7有《送月上人赴少林》一首；卷8有《少林》七绝一首等。这首《少林》读来颇有声色凌厉、气势咄咄之感，是金代少林题咏诗中的佳作：

只么西来坐面墙，更无一法付神光；少林自有吹毛物，三十六峯如剑铓。（13）

二

从现有资料看，性英曾先后在宝应寺、少林寺和归义寺任住持，其间，还曾在仰山寺为僧。对性英在各寺的先后过程和有关活动，我们稍事考证如下。

元好问在《木庵诗集序》一文中说：

木庵英上人……贞佑初南渡河，居洛西之子盖，时人固以诗僧目之矣。三乡有辛敬之、赵宜之、刘景玄，予亦在焉。三君子皆诗人，上人与相往还，故诗道益进。出世住宝应，有《山堂夜岑寂》及《梅花》等篇，传之京师，闲闲赵公、内相杨公、屏山李公及雷、李、刘、王诸公，相与推激，至以不见颜色为恨。（14）

贞佑是金宣宗年号。迫于蒙古越来越强势的的侵凌，在山东、河北诸郡县多已丧失的情势之下，贞佑二年（1214）金政权由中都迁到汴京（开封）。性英南渡至洛西，应与金都南迁有关。三乡，即今河南宜阳县西南，金朝设有三乡镇。按，性英与辛敬之、赵宜之、刘景玄、元好问等人都在三乡，据缪钺先生《元好问年谱》，时间在兴定元年（1217）。此年元好问二十八岁，他初次见到赵秉文也在此年；性英诗《山堂夜岑寂》、《梅花》等传到南京（开封），为赵秉文、杨云翼、李屏山等金朝诗坛巨子所激赏也在此时，而我们前面所引录的赵秉文《同英粹中赋梅》诗，应该就是对性英《梅花》的唱和之作。缪钺先生认为，元好问的《寄英禅师师时住龙门寳应寺》及《龙门杂诗》等也都作于此时。《寄英禅师师时住龙门寳应寺》是元好问赠性英诗中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之一，内容可以证史，亦可见二人友情之真挚。诗云：

我本宝应僧，一念堕儒冠。多生经行地，树老井未眢。一穷缚两脚，寸步百里难。空余中夜梦，浩荡青林端。故人今何如？念子独轻安。孤云望不及，冥鸿杳难攀。前时得君诗，失喜忘朝餐。想君亦念我，登楼望青山。山中多诗人，杖屦时往还。但苦诗作祟，况味同酸寒。清凉诗最圆相和尚住清凉，往往似方干。半年卧床席，疟我疥亦顽〈本草〉松枝条，松脂，涂疥顽者三两度。济甫诗最苦僧源，字济甫宁州人，寸晷不识闲。倾身营一饱，船上八节滩。安行诗最工慕容安行，山阳人，临潼簿，六马鸣和鸾。郁郁饥寒忧，惨惨日在颜。老秦诗最和秦略，字简夫，陵川人，平易出深艰。脱身豺虎丛，白髪罹惸鳏。张侯诗最豪前登封令张效，字景贤，云中人，惊风巻狂澜。窍繁天和泄，外腴中已干。城中崔夫子崔遵，字怀祖，燕人，老笔郁盘盘。家无儋石储，气压风骚坛。我诗有凡骨，欲换无金丹；呻吟二十年，似欲见一斑。大笑揶揄生，己复不相寛。爱君梅花篇，入手如弹丸。爱君山堂句，深静如幽兰。诗僧第一代，无愧百年间。思君复思君，恨不生羽翰。何时溪上石，清坐两蒲团。（15）

元好问诗一起首就自称“我本宝应僧，一念堕儒冠。”表明此时他已离开曾经寄居过的宝应寺，而心中仍然充满留恋之情。诗末的四句：“思君复思君，恨不生羽翰。何时溪上石，清坐两蒲团。”非常真诚，极富感染力。所举述的诗友如清凉、济甫、安行、秦略、张效、崔遵等人，应该都是宝应寺的僧人和寄居者，即“山中多诗人，杖履时往还”者。元好问对性英的诗才大加推赏，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诗僧第一代，无愧百年间”便出自此处。

宝应寺即龙门宝应寺，金元两代，宝应寺是少林寺诸多的护持寺之一，故与少林寺多有联系。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和武宗至大元年（1308），都曾有诏令明确过这种关系，此见《中国少林寺·碑卷》第79页《藏云大师山公庵主塔铭》。

元好问另有《龙门杂诗二首》，也是作于此时者，亦录其一首，以见元好问与性英友情之深：

不见木庵师，胸中满泥尘。西窗一握手，大笑倾冠巾。青山有佳招，一游负因循。老筇动高兴，万景森前陈。干元先有期，清伊亦知津。细看潜溪树，高卧香山云。学诗二十年，钝笔死不神。乞灵白少傅，佳句傥能新。遥遥洛阳城，梅花千树春。山中有忙事，寄谢城中人。（16）

根据以上元好问所提供的材料，性英入主宝应寺，约在贞佑、兴定之间，具体年份尚待考定。在兴定六年二月李屏山撰文、性英书写的《重修面壁庵记》碑上，性英自署“洒扫宝应禅寺性英书”，如此谦恭，是因为宝应寺是少林寺的护持寺，表明此时他还在宝应寺，如果以兴定元年为他到宝应寺的头一年，就已经有五年之久了。只是碑上刻的“兴定六年二月”是个失误，兴定只有五年，翌年正月改元为元光元年，正确的纪年应该是“元光元年二月”。亦见世事纷乱，山中寂寥，僧侣们对山外的俗务不甚了了。

元光元年即1222年，此时少林寺的住持僧是志隆，在“兴定六年二月”镌刻的《新修雪庭西舍记》和《重修面壁庵记》两块碑石上都有他的名号。而这位长老可能在元光二年（1223）园寂或是离开了少林。此年冬，少林僧众曾请求丹霞寺的广铸禅师来主寺政，广铸应允并即将成行，却不幸因病示寂。第二年，也即元光改元为正大元年的五月（1224年，是年金哀宗完颜守绪继位），少林寺众在新任住持性英率领之下，为广铸的部分灵骨建塔，并勒铭纪事，以表示对广铸的感念。这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少林寺《铸公禅师塔铭》。这就清楚地表明，性英入主少林的时间应在元光二年（1223）冬到正大元年（1224）五月之间。

性英主少林有多长时间？目前尚难确言，但一直到金朝灭亡的前夕，他还在少林寺。蒙元开国名臣耶律楚材（1190－1244），曾有《和少林和尚英粹中山堂诗韵》五言律诗一首，诗云：

我爱嵩山堂，山堂秋寂寂。苍烟自摇荡，白云风出入。冷冷溪水寒，细细琴丝湿。离尘欲无事，又有闲踪迹。（17）

所谓“山堂诗”，可能指性英以“嵩山堂”命名的诗稿，收录了性英在少林寺的诗作，也可能是以“嵩山堂”命题的组诗。据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耶律楚材此诗作于元太宗窝阔太汗五年至八年间，（18）即1233－1236年间，金国就灭亡在这个时间段里。这时，上距性英入主少林已经有十几年了，可见性英在少林的时间相当长。当时，中原大地兵连祸结，哀鸿遍野，少林寺自然难保安宁，寺院建筑曾遭到严重破坏，只是幸未彻底毁坏而已，这在寺藏元初的石刻资料中有结所反映。耶律楚材依性英的“山堂诗韵”和诗，必是因为性英投赠在前，不难想见，性英此举绝非升平时代文人们的酬唱活动，其中必定含有寻求依托的深意。遭际乱世，干戈扰攘，性英能将少林寺保持下来，其艰难因苦难以想象！

性英主少林后，接续前任住持东志隆创建的医局，还请元好问写了一篇《少林药局记》以记其本末。《记》云：

少林英禅师为余言：‘昔青州辨公，初开堂仰山，自山下十五里负米以给大众。其后，得知医者新公，度为僧，俾主药局。仍不许出子钱致赢余，恐以利心而妨道业。新殁，继以其子能。二十年间，斋厨仰给而病者亦安之。故百年以来诸禅刹之有药局，自青州始。兴定末，东林隆住少林，檀施有以白金为百年斋者，自冦彦温而下百家。图为悠久计，乃复用青州故事。取世所必用疗疾之功博者百余方，以为药，使病者自择焉。僧徳、僧浃，靖深而周宻，又亷于财，众请主之。故少林之有药局自东林隆始。局事之备，迨予三年矣。子幸以文记之。’（19）

东林隆，即东林志隆，是金末北方禅宗（曹洞宗）领袖人物万松行秀的高足弟子，元好问曾称他在万松弟子中“高出十百辈”，（20）兴定、元光间为少林寺住持。志隆仿效青州辨公（万松的师辈）在仰山的创制，以檀越的施舍建立了少林药局，为周围的百姓提供常用成药。历时三年，至性英时“局事已备”，性英请元好问撰文纪事，目的显然主要是表彰志隆的功德。

少林之后，性英还曾住持过归义寺和仰山寺。

归义寺见于杨弘道的诗《代茶榜》的原注：“归义寺长老劝余作此诗，长老姓英字粹中自号木庵”。诗云：

东方有一士，来作木庵客。尝观贝叶书，奥义初未识，丛林蔚青青，秀出庭前栢。满瓯赵州雪，洒向岁寒质。师席有微嫌，授客逺公笔。俾之赞一辞，眢井若为汲。低头谢不敏，亦颇习诗律。以诗代茶榜，自我作故实。（21）

杨弘道另有一首《将归阻雨用木庵送行诗韵》，也应是同一时间的作品：

麦苖春晚尚如丝，甘泽尝嗟应候迟。六事桑林怀圣德，一篇云汉赋周诗。

骄阳入夏为霖雨，逺客通宵役梦思。頼有汤休诗句好，披吟正是忆家时。（22）

杨弘道字叔能，号素斋，淄川人。原是金朝官员，以诗才名重天下。金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