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佛学以般若空观为主旨，虽然竺法护也推行《正法华经》，此经在当时也是流行经典之一，许多人争相诵讲，如竺法潜二十四岁就能开讲此经，但人们更推崇的还是般若类经，即《道行经》和《放光经》，人们对这些经典抄、校、诵、讲，也有注疏和节译者，形成奉仰般若的热潮。

    以抄而论，这是一般信众最为常见的行为，当《放光经》在仓垣一译出，当地信众都劝助供养，许多人更是不辞辛劳，到仓垣来抄经，据道安记载，中山(治今河北省定县)的支和尚也曾派人到仓垣，断绢抄回中山时，中山王率僧众持幢幡庄严远出城门四十里迎经。更有一位工于书法的僧人安慧则，他以极小的字把《放光经》抄写在黄缣(黄色细绢)上，合为一卷，字小如豆，但又分明可识。他抄了十部，其中有一部送给了周嵩(在两晋朝内都任官职)之妻胡母氏，胡母氏在晋末乱世过江时，仍将此件抄经带在身边(见《安慧则传》，《高僧传》卷十)。

    以校而论，《放光经》译出后，有过两次校译，一次是支孝龙和竺叔兰合校，太安二年(303)，“支孝龙就竺叔兰一时写五部，校为定本”(《朱士行传》，《高僧传》卷四)。另一次校译是在永安元年(304)完成的，竺法寂和竺叔兰合校，这一校本被视作最佳的本子(见《(放光经)记》，《出三藏记集》卷七)。

    以诵而论，如康僧渊，平素好诵《放光经》和《道行经》，东晋成帝时，他和康法畅、支敏度等一起过江，支敏度则成为东晋重要的般若学者。

    以讲而论，对经义进行讲说，是般若信仰的深化、理论化，西晋时，这种讲说还不是很普遍，但只要是善讲者，必是大受欢迎的。当时从事这种讲说的，有支孝龙、竺法潜等人。支孝龙原来就喜好玩味《道行经》，以此为心要，当《放光经》译出后，他找来经典，立即披阅，十多天后，即能开讲。竺法潜(字法深)十八岁出家，师从著名的佛教学者刘元真，二十四岁时就能开讲《正法华经》和《放光经》，他于佛经，既能体究其深意，又善于宣讲，听众常达五百多人，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至东晋初，诸帝还常邀他讲经呢。

    以注疏而论，这种研究形式在西晋显然还较少使用，曾经作过般若类经注疏的，有帛法祚和竺僧敷等人。帛法祚是名僧帛法祖(名远)的弟弟，他曾为《放光经》作注，又著有《显宗论》。竺僧敷尤善《放光》和《道行》二经，他于西晋末年过江，住京师建业的瓦官寺，曾经著有《放光经义疏》、《道行经义疏》等作品。节译般若经典者，有卫士度。卫士度是晋惠帝(290-305在位)时期的居士，他曾译有《道行般若经》二卷，这个译本实际上是对支谶所译《道行经》的删节。他还好诵经，据说临终前“清净澡漱，诵经千余言，然后引衣尸卧，奄然而卒”(《帛远传》所附之《卫士度传》，《高僧传》卷一)。

    总的说来，西晋之世对般若经典的研究，还没有达到后来东晋时代的深度，抄写、念诵者多，讲说、著述者少，还没有形成自己对般若思想的独特见地，没有形成“学”，但西晋般若信仰的传播，已经为东晋般若学派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事实上，两晋之际的许多学者，如支敏度、支道林、竺法蕴、于法开等，至东晋时于般若学皆能独成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