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叶宪允
1242年，即乃马真后称制元年，福裕四十岁，住持少林寺。此前一段时间，万松弟子中东林志隆、木庵性英、乳峰德仁已经在金末元初的二十年内先后住持少林寺，奠定了曹洞宗在少林寺的地位。但是，福裕禅师此次住持少林寺，是受蒙古王子忽必烈的指派，在少林寺举办法会。
《少林禅师裕公碑》载曰：“戊申定宗诏住和林兴国。”戊申即1248年。由于福裕住持少林寺六年，故推之福裕住持少林寺在1242年。福裕住持少林寺，给元代少林寺带来重大变化。《少林禅师裕公碑》：（福裕）“旷复嵩山，如初祖师再出世，倡道重教于天壤间，如鼓雷霆而揭日月。”《雪庭裕公和尚语录序》：“（福裕）继应少林敦请，招提禅刹，号中天名胜。板荡后增崇起废，顿还旧观，缁徒具瞻，蓊若海会。于是款龙庭而振举宗风，敞五林而宏阐家教，因缘会合，倾动一时。”《博山语录集要序》：“自元朝初雪庭裕公奉诏住少林，天下学者，翕然宗之。”明朝山锡之作《重装佛像碑》：“前元启祚，雪庭应诏来主祖席，直示无言之道，祁寒大暑，曾微少懈，数年之间，宗风大振。”《嵩山少林寺裕和尚碑》中，更是称福裕为“少林开山住持”，这主要是指福裕对元代少林寺的重新振兴而言。潘耒《遂初堂集》文集卷十六有《游中岳记》：“少林邓录所载唐宋尊宿主席少林者绝少，至元世祖时，雪庭裕公奉诏来为主持，称开山第一代，其后人世居之。”
福裕经海云印简和万松行秀的推荐，经朝廷的认可，出任少林寺住持。《少林禅师裕公碑》：“其住少林也，万松老师实为之主属。嵩少煨烬之余，暂憩缑氏之永庆寺，而兴仆起废，训徒说法。施者如丘山，来者如归市。嵩阳诸刹，金碧一新；洛阳白马，经筵不辍，皆师力也。师瞑目晏坐弥寂，默若无与焉。”《嵩山少林寺裕和尚碑》载：“其（福裕）住少林也，万松、海云二老实为之主。”“（元）宪宗时，命海云主释教，诏令天下”，万松与海云同为当时北方的宗教领袖。福裕到少林寺得到皇帝的认可。《少林禅师裕公碑》：“师刚果强毅，公勤廉明，平居风神间，敞襟度夷，旷复嵩山，如祖师再出世。”这就是称福裕为少林寺“中兴之祖”的原因之一。《嵩山少林寺裕和尚碑》中铭文：“万松、海云，合辞招致。参从渡河，几三百指。缁俗趋走，营施山委。嵩阳诸刹，金壁晕跋。洛阳大讲，经岁不驰。二百四区，群废尽起。僧无徭役，大众欢喜。曰：一佛出世，遇明天子。其人已灭，其道不死。其空不住，天地终始。”主要评价了福裕对少林寺的影响。他还重整少林寺的下院水庆寺，恢复白马寺。“万松、海云，合辞招致。参从渡河，几三百指”，说明其不仅是少林寺的首领，而且是元朝派驻新占领区的佛教首领。
由于福裕以曹洞宗宗主的身份住持少林寺，这标志着曹洞宗正式回归禅宗少林祖庭。少林寺在元朝最辉煌，与福裕有密切关系。少林寺由此势力大增，地产扩大，僧众增加，还增加有二十多个下院。少林中兴，雪庭福裕为“中兴之祖”。《永觉和尚广录》卷第十三《无异大师语录集要序》：“佛祖之道，如金刚王宝剑，得之不易，用之不易，付之亦不易。以其皆不易也，故传持斯道者，实鲜其人。而鱼目混珠，山鸡冒凤者，尝半天下也。我曹洞一宗，盛于唐，衰于宋，至元似复盛而实衰，其故盖难言之也。自元初，雪庭裕公奉诏住少林。天下学者，翕然宗之。”在雪庭福裕之后，其徒子徒孙接连传承于少林寺，福裕法系的五峰慧庆、藏云慧山、足庵净肃、西岩普就、息庵义让、淳拙文才等相继为少林寺作出贡献。在元朝的一段相当长时间内，一直由福裕一系住持少林寺。少林法脉传承至明清时期。
福裕住持少林寺，以少林寺为中心，统领嵩岳一带所有寺院。《嵩山少林寺裕和尚碑》中提到，福裕“参从渡河，几三百指”。此后不久，福裕开始统领全国佛教，其中有前后相承的内在关系。潘耒《遂初堂集》别集卷一有《重建少林禅寺碑铭》：“自大法东流，名蓝巨刹错布寰宇，而少林实为祖庭第一，良以初祖面壁于兹，为拈花一宗，续命之地，殆震旦之灵山也。寺创于后魏，盛于隋唐，居中土之中，擅胜地之胜，殿宇宏丽，僧众繁多。往代主席远莫能详，惟雪庭禅师为洞宗巨擘，受知元世祖，救住少林，称开山第一代，灯灯相继遂为曹洞大宗，而世远人孤，无绝如线。”
福裕的声望与权力很大，给少林寺以及周边寺院带来崭新景象。《裕公碑》所载，福裕“兴仆起废，训徒说法。施者如丘山，来者如归市。嵩阳诸刹，金碧一新。洛阳白马，经筵不辍。”“缁俗趋走，营施山委。嵩阳诸刹，金碧飞跋。洛阳大讲，经岁不驰。二百四区，群废尽起。僧无徭役，大众欢喜。”福裕对“嵩阳诸刹”有重大影响，不仅仅限于少林寺范围内。另外，少林寺还得以“分建和林、燕蓟、长安、太原、洛阳为五少林”，“皆师力也”。“谁直其宗，曹溪东逝。逮我裕公，道北还矣。”日本名僧邵元评其对曹洞宗的贡献时说：“揭其颓波者，雪庭也”，“雪庭间出，续焰少林”。福裕后来被封为“晋国公”，其势之高，是少林寺历代任何其他僧人不可比的。
元时少林寺颇为兴盛，创建钟楼、鼓楼，增修廊庑库厨，殿宇一新。登封民谣有“少林土地大无边，北过黄河南越山”的说法。据《少林寺志》记载，“少林的土地主要散布在偃师、巩县、孟县、登封、禹县和伊川等县。”在历史上土地最多时，曾达八百余顷。寺僧购置和封建皇帝的赐田是少林寺土地主要来源。据少林寺现存寺里的诸禅师道行碑和塔林的塔铭，所颂其功德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广建田园，增添土地，或修整殿宇，扩建仓廪之类”。查寺存元代有关增置田产的重要碑塔铭文即有：《古岩禅师道行碑》：古岩禅师曾“置庄一所，寺峪开田两顷。”《照公和尚塔铭》中提到，照公和尚曾“兴土木之役，缔构后厨，以赠东屋，仓廪之储，从此备矣。”《淳拙禅师道行碑》：淳拙禅师曾“创悬钟之楼，储粟之庄，及树梁武帝所撰《初祖碑》，增益田土二十顷。”这些人大多是福裕一系的徒子徒孙，是元代少林寺有名的住持高僧。元朝注重宗教，于是朝廷将大量田地赐予寺院，所以寺院经济力量的扩大是很常见的现象。
福裕住持万寿寺时延续了在少林寺的做法，发展寺院经济。《少林禅师裕公碑》记载：“万寿祖席无可当之者，众请师主之。计以堂钵之费未免经葺，得都南柳林闲田二百顷余，辟玉泉北墅观音别院，自余药室，浴宇贾区，拾其赢以卒岁。”少林寺寺院经济发展的资料保存在普颜笃皇帝鼠年（1312）圣旨碑上，碑今存少林寺内。圣旨是赐予原河南府路嵩山祖庭大少林禅寺、空相禅寺、宝应禅寺、天庆禅寺、维摩禅寺的，其中其他四寺是元代少林寺的下院，此道圣旨和其他三道与少林寺有关的回鹘式蒙古文圣旨，合刻于一石（1314），并附有元代白话汉译文。
福裕的另一贡献是，长幼有序的少林寺僧，由福裕制定的七十字辈相联系，组成了一个宗法大家族。少林寺内立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敕赐祖庭少林释氏源流五家宗派世谱之碑》：“少林自雪庭禅师立曹洞根本一宗，计七十字派。”少林寺七十字辈代代相传，一直传到现在。现任少林寺第三十代方丈的释永信法师，则是“德行永延恒”一句中的“永”（第三十三字）字辈。
1248年，福裕奉诏北上和林，此后一段时间兼领少林住持。慧山于1274年随福裕回到少林寺，做过监寺和都提点。慧山还到京师，请王恽为福裕的语录集和诗集作序，王恽在《雪庭和尚诗集序》中说：“雪庭裕公和尚，盖亦出世演法，慈渡见志者也。其徒集师诗咏及杂体等为三卷，凡若干首，嗣口熄浴发，惠山来求予叙引，以光师之志行。”《雪庭裕公和尚语录序》：“今年甲午冬，万寿主僧圆让，偕少林惠山来谒，因及山中物色，与向梦不少异。相顾一笑，乃有是耶。遂袖出一编，曰：‘先师《雪庭语录》也。’仍合爪前请曰：‘公山林清兴虽未称遂，幸题辞篇端，以为他日张本，宁无意乎？’予以事与心会，似非偶然者，按所具腾说，以应恳求。”
福裕深受元朝宪宗皇帝和世祖重用，授“都僧省之符”“总领释教”“权天下僧”，成为汉地佛教最高领导人之一。他参与领导1258年的“佛道大辩论”，元世祖赐号“光宗正法大禅师”，去世后被元朝廷制赠大司空、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晋国公。到了忽必烈时代，直接任用了出自佛门的刘秉忠（1216-1274），参赞军国要务三十多年，被视为首要谋臣。这些充分反映了元朝统治者与佛门之间的亲密关系。还有以八思巴为代表的西域高僧，其政治地位更是在群臣之上，有举世无匹的“帝师制”。但是综合元代佛教史，汉地高僧中称“国公”者毕竟只能是少数，整个蒙古元朝时期仅有三五人而已，这其中就有雪庭福裕。雪庭福裕在住持少林寺之前，在燕京学法并住持一些寺院，然后南下少林寺。1248年，他到当时的蒙古都城哈喇和林，然后再到燕京。1260年后，燕京是都城。1274年，雪庭福裕离开燕京，回到少林寺，1275年圆寂于少林。今天赫赫有名的少林寺塔林，正中最高大者正是福裕塔，标志着其在少林寺历代高僧中的卓越地位。
（作者系复旦大学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