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卫群

禅宗的东山法系，由道信和弘忍直接创立。六祖慧能则在理论上对这一法系的基本思想作了整合、明确。特别是《坛经》中的一些基本思想对后世禅宗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首先，后世禅宗中的主要流派继承了东山法系的基本思想，继承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理念，坚持在修禅时注重向内来观照自己的清净本性。后世禅宗大多认可这样的观点，即众生都有佛性，都可以成佛。而成佛就在于悟出自身中存在的佛性。获得觉悟不是要向身外去求取，而是要在身内下功夫，发现自身中本有的佛性。而且，由于成佛是发现自身中的佛性，因而，一旦发现了这佛性或自性清净心，成佛就可以在一刹那实现，可以顿悟。只要完成了自身认识上的转变，就可以即时觉悟。禅宗里的南宗系统基本都讲顿悟。禅宗后世流行的“棒喝”等基本也是为了促使修禅者在极短时间内醒悟，认识自己心中的佛性。由东山法门开创的这一修行方法在禅宗中形成风气。禅宗极为强调顿悟成佛。这对于吸引想在短时间内很快见到投入佛门后效果的信众来讲，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是禅宗在中国发展迅速的原因之一。

其次，后世禅宗发展也继承了东山法门重视般若思想中“空”观念的传统。许多著名的禅师都按照般若中观佛典中的要求，不执著于任何事物，不仅认为世上各种东西是“性空”的，而且认为传统佛教中一些经常进行的修行或坐禅等也不能执著，出现了“非经毁行”的现象。如《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中记述说：“王常侍一日访师，同师于僧堂前看，乃问：这一堂僧还看经么？师云：不看经。侍云：还学禅么？师云：不学禅。侍云：经又不看，禅又不学，毕竟作个什么？师云：总教伊成佛作祖去。” 此处要表明的是，执著于形式上的读经学禅是不可取的。那么，不执著这些形式上的读经学禅还剩下什么呢？剩下的自然只能是在日常生活中去体悟或修习，这样才可能“成佛作祖”，达到禅宗的最终目的。后来的禅宗中甚至还出现了“呵佛骂祖”的现象。如《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中说：“大善知识，始敢毁佛毁祖，是非天下，排斥三藏教，骂辱诸小儿。”还说：“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这些现象看起来似乎比较极端，是中国佛教中特有的一些现象。其实如果仔细分析，还是可以看出，它们是在印度般若中观“空”观念影响下出现的产物，是在禅宗东山法门倡导的佛教“空”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并推向极致的结果。因为按照般若中观的思想，没有什么东西是不空的。《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中说：“一切法性空，一切法无我无众生。”《中论》卷第四中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既然按照般若中观的理论一切皆性空，那么，如果将这种思想彻底贯彻，则佛教的经教，甚至佛、祖师、罗汉等自然也不能例外。禅宗文献中出现这样的言论实际上是合乎逻辑的。或者说，东山法门所推崇的般若中观的性空说，在后来的禅宗里得到了较好的继承和发展。

最后，后世禅宗在思维方法上重视“遮诠法”，强调言语名相的局限性。这也是很明显的。在印度佛教中，很早就有认为名相概念有局限性的思想。大乘佛教更突出地强调了这种观念。《金刚经》中的“说……，即非……，是名……”句式，《中论》中的“八不”（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出）等，都是大乘佛教“遮诠法”的典型表述。东山法门继承并强调了这种否定形态的思维方式，并对后世的禅宗有长久的影响。如云门宗著名的“云门三句”中的“截断众流”，即指不要用妄想或一般的念想来把握真如，要在内心中顿悟，即是强调名相概念等的局限性。禅宗里后来出现了大量 “公案”。这些“公案”的内容很多听起来使人觉得不可思议，许多问答似乎都答非所问。其实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要通过种种不可思议的问答来中断人的一般思维过程，通过这些问答来启发修禅者觉悟，认识到一般的名相概念不具有最终的真理性。如果只在这些名相概念上下功夫，是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或实相的。只有对这些名相概念进行不断的否定，才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觉悟或成佛。这在后来的禅宗中形成风气，成为禅宗的重要特色之一。这种特色的形成与禅宗东山法系中最初的几位祖师的主张关系极大，而有着直接关联的则是《坛经》中强调的一些禅宗基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