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全国人大代表释永信大师在两会上提出《继承发扬还乡优良传统，鼓励离退休人员、企业家、教师等参与建设美丽乡村》的建议：
“组织部、人力资源部等相关部门联合出台相关政策，鼓励离退休干部及知识分子还乡建设，并保障或提高其还乡干部及知识分子待遇，充分调动离退休干部及知识分子的还乡积极性。
国土资源部出台相关政策，解决离退休干部及知识分子还乡后宅基地问题。
从政策上鼓励还乡建设者将其医疗、养老保障灵活选择转回地方，从而推动改善农村医疗及配套设施的落后面貌。
民政部、文化部等相关部门对离退休干部及知识分子还乡建设，在其文化教育、农村建设等相关项目上给予政策上的支持。
积极宣传离退休干部还乡建设，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支持。对于还乡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士，给予相应的荣誉或表彰。
这个建议从大到小，层次分明，首先是正其名，使回乡师出有名，堂堂正正；其次是提供回乡后的基本物质保障；其三是回乡不仅仅是颐养天年，还鼓励创业；其四是对有功人员予以精神鼓励。言简意赅，很是精道，具有很高的操作性。可贵之处是视角独特，第一次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价值极高，我完全同意。我愿意从学术和实践上谈谈看法，狗尾续貂。
二
“告老还乡”，“告”是请求，“老还乡”是年老回到家乡，“告老还乡”是指古代官吏以年老多病为理由向皇帝请求辞去官职，回到家乡，是古代官吏退休的一种制度。
我国古代也有退休制度，但仅仅限于是官吏，（不包括皇帝，皇帝没有退休制度，即使有，一般也活不到退休年龄）常见的称谓有“致仕”等。《春秋公羊传》上“退而致仕”，书中注释说“致仕，还禄位于君。”意思是把权力还给君王。（《春秋公羊传》成书时还没有皇帝。）
古代官吏的退休制度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汉朝时期，发展于唐朝时期，完善于宋、元、明、清时期。但“退休”一词始见于唐宋典籍，唐代散文家韩愈《复志赋》中说：“退休于居，作《复志赋》。”（此时是公元797年，唐德宗贞元十三年，韩愈时年30岁，在宣武军节度使董晋手下任观察推官，郁郁不得志，中间托病在家。这个“退休”的的意思不是现在的意思。）《宋史•韩贽传》中有“退休十五年，谢绝人事，读书赋诗以自娱”。（韩贽是北宋大臣，70岁从吏部侍郎位置上退休，85岁卒于家。这个“退休”的的意思就是现在的意思了。）
古代官吏退休需要达到一定的年龄，《礼记•曲礼上》说：“大夫七十而致仕。”唐初名儒孔颖达疏曰：“七十曰老，在家则传家事于子孙，在官致所掌职事于君，退还田里也。”意思是说，人到70岁就老了，在家应把家事传给子孙，在朝应把职位还给皇帝，以让贤者。从周到元基本实行七十而致仕的规定。白居易诗曰：“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唐朝初年的功臣中，唐太宗最宠爱的杜如晦，退休时才45岁，魏征是57岁，李靖是64岁，都没超过70岁。到了明清两朝则规定“文武官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明朝开国功臣刘伯温就是60岁退休的，“明年赐归老于乡。”）说归说，并没有认真执行，皇帝的自由裁量权很大。如虞世南81岁才退休，贺知章86岁退休。还有的官员会一直干到死，如武则天时期的宰相苏良嗣，85岁卒于任上。咸丰年间的礼部侍郎陶梁，85岁退休。
不到退休年龄前因个人身体原因也可以提前退休，《西汉会要》中的丞相韦贤，七十多岁时，“以老乞骸骨”。皇帝赏赐给他百斤黄金和一处住宅，准许他退休。韦贤成了历史上第一位退休的丞相。《东汉会要》中记载了几位因病离职的高级官员——“尚书郑均以病乞骸骨，拜议郎，告归。”“太尉邓彪以疾乞骸骨。”唐朝规定“老病不堪厘务者，与致仕”，意即若身染疾病，不能正常工作，虽未到退休年龄也可以退休。明朝规定，老疾不能任事者，或软弱无效能的官吏，可随时勒令退休。官吏“告老”、“告病”辞去官职，提前退休是允许的。
“告老还乡”本意是申请辞去官职，回到家乡，提前退休的情形。但是，在使用中一般是把退休都视为“告老还乡”。（古代，人活七十古来稀，熬到退休的年龄的很少。）
古代官吏提前退休比较简单，只要官吏提出申请，皇帝一般都会准许。也有皇上不准的情况，主要是一些重臣、名臣。如，南宋朱熹多次因老病请求退休，都没有得到应允。宋宁宗庆元元年夏“乞致仕不允”；过了四年“乞致仕”，仍未获准。直到“庆元六年春二月辛酉改《大学诚意》章，甲子以疾终于正寝……享年七十有一。”明孝宗弘治皇帝时的海南籍大臣丘浚。1491年，71岁的丘浚被皇帝加封为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这一年，丘浚三次上奏请辞，皇帝坚决不允。第二年，丘浚又上《壬子再乞休至奏》，以目疾为由请求放归故里，依旧不允。丘浚唯有悲叹：“又是一冬归不去，宦情乡思苦凄凄。”据《光禄大夫武英殿大学士文庄丘公神道碑文》记载，直至病逝前，“公无岁不求归，前后凡十三疏，上皆不允。”丘浚终未能在生前的最后时光，再看一眼心心念念的故乡景。1495年，丘浚病逝于京师官邸，终年75岁。
可见，按年龄退休也不是死规定。弘治四年（1491年），皇上就专门下诏：“自愿告退官员，不分年岁，俱令致仕。”到了丘浚，就不行了。丘浚是真心请求退休回家看看，皇帝是真的不许。
清末，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都是七十多岁死于任上，没有得到退休的待遇。
古代知识界认为主动请辞的官员道德高尚，鄙视恋栈的官员。白居易的《不致仕》诗曰：“可怜八九十，齿坠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挂冠顾翠緌，悬车惜朱轮。金章腰不胜，伛偻入君门。谁不爱富贵？谁不恋君恩？年高须告老，名遂合退身。少时共嗤诮，晚岁多因循。”
在我国古代主动要求“告老还乡”提前退休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
回避权力斗争。如，越国范蠡、西汉张良。无心、无意混迹官场。如，东晋陶渊明。官场失意。体弱、伤病难当重任。如，唐朝开国元勋卫国公李靖。官场倾轧失败，被勒令退休，美其名曰告老还乡。这种情况很多，如，明朝的徐阶、高拱。
三
“告老”为什么非要“还乡”？
一是，中国古代倡导“以孝治天下”，所谓“立庙堂忠君之禄，归乡里孝亲之泽”。衣锦还乡、落叶归根也就成了读书入仕者根深蒂固的人生理念。明神宗万历年间的礼部尚书孙丕扬82岁了，对此打报告要求退休，明神宗不理政事，不签字，无法正式辞官，只好“挂冠出都”。不管了，我走了，回到陕西富平老家。
二是，唐宋以降，尤其是明清两代，无论是京官外放，或是地方官异地赴任，皆有“内衙”（官衙的后院，类似准备实施的官邸制。河南内乡县衙三堂两侧有东西花厅院，为眷属宅院。）以安置家眷，官员不得在任地购置房地产。唐朝出台了一种持续了一千多年的限购政策：“天下诸郡，应有田宅产业，先已亲邻买卖。”（《唐会要》卷85）一切地皮和房产，想出售，先问亲戚和邻居是不是同意。一直沿用民国。明朝规定：“凡有司官吏，不得于见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明代律例汇编•万历问刑条例•任所置买田宅》）敢在任职所在地买房，让朝廷得知，扒光屁股打五十板，开除公职，最后还要没收房子。清朝规定：“凡有司官吏，不得于现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大清律例会通新纂》卷8《户律•田宅》）
清朝还严禁旗人在外地购房。
三是，由于上述原因，加上当时交通不便，大多官员的妻儿老小均在故乡，有的是家眷在家尽孝，有的是制度规定。乾隆时期，不光严禁旗人在任职所在地买房，还严禁旗人官员带着年满十八岁以上的儿子上任。据《乾隆实录》记载，旗人在外地做官，其子弟多仗势欺人，祸害地方百姓。把这帮“衙内”留在北京，强迫他们跟他们当领导的爹分开。
明清两代禁止官员在任职所在地买房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官员受贿的形式多种多样，唯独无偿或者低价受赠不动产难以查清，既然如此，就干脆不让他们在任职所在地拥有房产。不管是谁，只要在任职地买了房，就坐实他是贪污，就摘他的乌纱帽，就打他的屁股，就没收他的房子。官员的俸禄也多在故乡买房置地，这就在物质条件上为“还乡”作好了准备。
四是，农业文明时代，京城和县城差别也不大。
四
古代官员“告老还乡”制度的实施，任你再大的官员，也不能无故赖在京城，也没有这个先例，（即使在任上去世，也在安葬在故乡。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古代的达官显贵的坟墓都在家乡，没有放在京城的八宝山）避免了京城里老干部群体的存在，有效的减少了对当政者的干扰。同时，“人才资源流出到人才资源流入”的良性循环，带动农村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官员回乡后，形成乡绅集团，他们见多识广，交游广泛，文化层次高，道德水准较高，是一群有别于“土豪”的“乡绅”，由于他们的代代相承，使得乡村文化渊源流长，一直保持着勃勃生机，毫不比都市逊色。使他们成为千百年来乡间社会稳定和谐的自我管理机制的维系者。对于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功不可没。
宋代户部尚书沈诜退休后，每遇灾荒之年，他就把自家的存米拿出来按原价卖给当地百姓。他常常亲自给人量米，倍量与人，或者偷偷把钱放在米里面，让百姓取走。
明朝南京兵部尚书魏骥73岁退休，在家居住20余年，平易近人，布衣粗食。为解乡民水患之苦，多次向当局提出修水利，还亲自主持修筑水利工程。受到成化皇帝的嘉奖。
明朝南京吏部尚书罗钦顺63岁时坚决要求退休，隐居家乡今江西泰和专心研究理学，著述甚丰，是可以和王阳明分庭抗礼的大学者，时称“江右大儒”。
清朝光绪年间的军机大臣、礼部尚书阎敬铭七十多岁了，以有病四次上疏辞官，得到允准，回归故里今陕西大荔县。回家乡后，他热心地方公益事业，不仅捐款修建义学，而且倡导、督促在县城西侧建起一座丰图义仓。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座民间粮仓，可储粮1000万斤。慈禧太后题写仓名：“天下第一仓”。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仍沿用作为粮站，是陕西省重点保护文物。
告老还乡制度利大于弊，有利无弊。
五
现代的人民公仆为什么不告老还乡？
一是，建立新中国的干部，除中央一级外，都很年轻，二三十年没有退休问题。中央领导建国以来，实行的是干部终身制，无老可告。此前的中华民国高级干部也没有明确的退休制度。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是终身制。
二是，农村与城市生活条件差别悬殊。工业文明的到来，拉大了城市和农村的差距。
三是，没有刚性的制度要求，认为倒在工作岗位上是光荣的。
这样，就出现了问题：
一是，农村成了一个人才的净流出地，一代代精英通过教育等方式离开桑梓之地，拥有知识、拥有财富的人离开了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进城去了。拥有美貌、拥有一技之长、拥有力气的也跟着走了。农村居民素质急剧下降，农村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地方。就像做豆腐揭豆腐皮，一层一层揭，剩下的已经是豆腐渣了，做不成豆腐了。（此处无贬低农村之意）小城镇建设、新农村建设，没有人才支撑，都是一句空话。
二是，干部交流，异地任职本是为了避免近亲繁植、裙带关系，以利于施政的公平公正。可是，官员一到经济发达的地方任职，第一目标就是如何在当地“搞好关系”，以便“就地退休”，“告老”而“不还乡”。他们结成“院外压力集团”，对执政者指手画脚，提条件、讲价钱。
老干部在城市里，作用为零。在农村里，作用很大。今天，交通、通讯、物流发达，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城市日益接近，还没有城市的噪杂喧嚣污染，“老还乡”后生活节奏舒缓、心情舒畅、空气清新、接地气，为什么非要在城市里跳广场舞招人嫌？
全国政协副主席毛致用退休后回到家乡湖南岳阳西冲村。三年中，在毛致用的帮助下，西冲村从一个落后穷村转变为“岳阳第一村”。
开国将军甘祖昌因伤病不能正常工作，52岁从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位置上退休回到家乡江西莲花县务农，一直到1986年去世。
当过9年海南省副省长、人大副主任的陈苏厚退休后回到家乡海南省临高县南宝镇松梅村务农，松梅村面貌一新。
吉林省延边军分区原副司令员金文元（朝鲜族）退休后回到家乡安图县石门镇大成村务农，带领村民从仅靠种地收粮到发展起10种产业，实现了人均年收入由不足3000元增加到现在的6000多元。
老干部回到家乡也不仅是在脱贫致富奔小康上起作用，更重要的是形成一个文化核心，移风易俗。
领导干部“告老还乡”要注意避免的是：
一、利用自己的影响左右家乡的政局，成为太上皇。西汉著名酷吏宁成罢官回到了老家南阳，继续发挥“余热”。强取豪夺了千余顷田地，再租给数千家穷人耕种。几年后，他竟然赚到了数千万家产。他还暗中调查当地官员的隐私，达到控制的目的。
二、利用自己的影响找老关系、老部下为家乡谋取不正当利益，破坏社会公平正义。明代成化年间的内阁首辅万安，被罢官后不回家乡眉州，却住在成都，利用昔日的余威和老关系，专事请托。有人问他为何不归故乡，万安答道：“我在内阁，只挣下十八万银子，待凑足二十万便回。”
三、在农村为自己谋了一份非农业不该有的营生，多一个财源；
四、仗势欺人，为非作歹。明朝内阁首辅徐阶致仕后回到家乡今上海松江，其子弟横暴乡里，占夺土地达二十四万亩。徐阶还用贿赂的手段罢免了与他斗争的海瑞和蔡国熙。当时人称他：“家居之罢相，能逐朝廷之风宪。”把他称为“权奸”。
明朝董其昌，也是著名书法家，辞官回到家乡今上海松江，无恶不作。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春天，当地人将董府付之一炬，董家一时“四宅焚如，家资若扫”，数百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的园亭台榭尽被付之一焰，大火彻夜不止。董其昌收藏的古今珍贵书画篆刻文物，全付之一炬。有人为此事还写了一本书《民抄董宦事实》。
天启末年的内阁首辅顾秉谦退休回到家乡昆山，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崇祯二年，昆山百姓积怨顾秉谦益深，冲入其豪宅，洗劫资财，纵火焚烧，80岁的顾秉谦仓皇逃入一条渔船中，才得幸免。后寄居他乡而死。
六、这件事如果条件成熟后实施，将是一件惠及多方面、影响深远的大事。
（作者系教授、作家、文化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