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寺历史概述(温玉成)

 

 

    少林寺中有石刻《混元三教九流图》(1565年立),乃是“酒仙狂客”、“三教九流中人”所作。此人就是郑恭王世子朱载(1536-1611)。他因父亲无罪下狱不满,独居王宫外土屋中十九年,钻研数学、乐律、书法。著有《乐律全书》47卷、《律吕精义》内外篇各10卷,首创十二平均律。父亲死后,不承王位,乃一代高士。他与小山宗书友善,并为之写碑文。朱载主张“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一门”。这是对理学和正统儒学的挑战。

    自万历至崇祯七十年间,少林寺住持中以幻休常润(?-1585)、无言正道(1547-1609)、寒灰慧喜(1564-1639)和彼岸海宽(1596-1682)最著名。

    幻休常润先后往伏牛山、淅西径山、安徽九华山、京师、五台山等处参访,学习天台宗、法相宗及华严宗,研究《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和《起信论》。最后参叩小山和尚,四载遂蒙印可。他得到陆树声的推崇,成为少林寺住持(1574-1579)。

    无言正道因目击奸相严嵩、严世潘父子以贿败,宫讲郭希颜以谏诛,给事朱某以焚死,嗟叹社会黑暗,灰心冠冕。他参常润,呈偈云:“云缵绝顶,月锁幽岩。石人抚掌,木女舒颜。”蒙师印可,并授记曰:“无言的旨不离言,玄唱玄提妙绝传。今日单传亲印授,他年双桂利人天。”缙绅之士如刘东星、顾养谦、邹德涵等多与正道交友,听其清论。

    正道游学京师、五台、普陀等地。他在五台山(1582年),恰遇憨山大师德清(1546-1623)、妙峰大师福登(1540-1612)为神宗生母李太后造大塔(今五台山塔院寺大白塔),正道便刺血书《普贤行品》纳入塔顶。他将赴少林为住持时,京师缙绅陆树声、焦等为之送别。

    无言正道虽住持少林寺达十七年之久(1592-1609),但他原属临济宗,故在少林寺南院,另立“圆通行超明”五字辈,自“玄”字辈起,才并入福裕七十字派。这就是少林寺“明传曹洞,暗传临济”的来历。

    自崇祯十至十三年(1637-1640),登封县蝗旱相继,百姓死亡大半。县民李际迂揭竿起义,据少室山“御寨”,响应者达四、五万人。十四年腊月(1641年)李自成义军攻克登封城,二军相会,声势大振。在明政权风雨飘摇之时,少林寺更是灯昏法暗了。

    明代的少林寺武僧,声震四方。少林僧众早在隋末就有抗击入侵山贼的历史。武德四年,又翻州城立下战功。唐玄宗时,“以北方禀气刚毅,列刹多习骑射。诏沙门辩才为临坛教授,用加训导。”可见习武之风并非少林寺所独有。僧人参军,历代多有。武德七年(624年)即有僧法雅率长安骁悍僧千人充为军伍。北宋末年,有僧赵宗印,率“尊胜队”、“净胜队”两支僧兵在潼关抗金。五台山僧正真宝率众抗金而壮烈牺牲。

    少林寺有僧兵,最早见于正德年间。时有三奇周友(?-1547)被朝庭征调,镇守山、陕、统征云南,三次立下“奇功”,敕名“天下对手,教会武僧。”他有僧俗习武弟子千余人。洪仲、洪良、洪转、洪佑、普清、广记、广顺等人,皆从而习武。其中洪转,“棍法神异,寺众推崇”,著有《梦缘堂枪法》。俗人程冲斗于万历间入寺习武,先后从师洪纪、洪转、宗想、宗岱,并嗣法广按,得宗猷法名,著有《少林棍法阐宗》三卷,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出版。

    少林寺《登封县帖》(1581年立)云:上司调遣寺僧随征刘贼、王堂、师尚诏、倭寇等,阵亡数僧,屡有征调死功。“刘贼”当指刘宠、刘宸等在霸州的起义(1510-1512);王堂乃青州矿丁起事(1522);师尚诏乃柘城起义之盐徒(1553年)。征讨师尚诏的是竺方周参(1517-1574)。他“自幼习武,精究六韬”,“习学演武,名播四海”。他亲率僧兵五十名,征讨师尚诏。

    小山宗书作住持时,抗倭名将俞大猷(1503-1580)至少林(1561年),观武僧献艺后评论说:“此寺以剑技名天下,乃传久而讹,真诀皆失矣!”于是,小山派宗擎、普从随他南下习武。宗擎于三年后返回少林寺,教百余僧人习武。传授了“真诀”。但清代以来,伪托滥造拳法、棍术者多矣!

    《明史·兵志》云:“僧兵有少林、伏牛、五台。倭乱,少林僧应募者四十余人,战亦多胜。”少林僧兵的英勇抗倭,取得了崇高的声誉。所谓少林僧兵“朱发靛面,倭人望而败走”,可能是少林僧兵手持长棍,头戴面具以模仿“紧那罗神”的缘故。自唐贞元中,少林寺即奉“紧那罗”为伽兰神。

    万历、天启年间去世的武僧有大才普便(1542-1624)、守余宗卿(?-1624)、本乐宗武(1578-1618)、万庵同顺(1535-1618)等等。

    少林武僧故事,被明万历以来写入各种文艺作品中,吸引了广大读者。但僧人开“杀”戒,毕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足宏扬。而僧人习武健身,严守戒律,广传佛法,亦是善举。清代禁汉人习武(1727年)。道光八年(1828年)三月,满官麟庆(1791-1846)入少林欲观武僧校艺,主僧初则讳莫如深,经劝告方选健僧校于殿前。

    明末以来,“三灾并起”,少林遭到空前破坏。直到康熙前期,少林寺仍是一派衰败景象。初祖庵在明末只剩三两僧人供奉香火,而“鼎革之后,荆莽蔽天,藤萝塞户,无人居者数年”;白衣大士殿“频经劫火,已倾剞于荆棘灌莽者久矣。”康熙十八年(1679年)顾炎武(1613-1682)在《少林寺》一诗中写道:“今者何寂寥,阒哉成芜秽。坏壁出游蜂,空庭荒雉。答言新令严,括田任污吏,增科及寺庄,不问前朝赐。山僧缺餐粥,住守无一二。”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河南官员张思明在少林寺看到的状况是:“久经劫火,法堂草长,宗徒雨散矣。偶步千佛殿西,见榛莽荒秽中,散瓦数椽,风雨不蔽。”

    当此危难之际,只有彼岸海宽“存法轮于劫火”、“系一线以中天”。他于崇祯十二年七月(1639年)领礼部子,为少林寺住持,肩持祖道,患难备尝。清顺至三年三月(1646年),礼部虽给令其住持,但他以“足疾”为由,回寺静观时变,埋头整理、编撰《五家宗派世谱定祖图》。到顺至十三年夏(1656年)入京,刊梓其作。顺至十四年二月(1657年)才接受任命,为少林寺清代首任住持。次年四月八日升堂,叹云:“一堂风冷淡千古!”他大约在康熙初年退职。

    彼岸海宽积极参加了清初的僧诤,他说:近代有人党护门风,不遵皇藏,颠倒伦常。费隐通容在《五灯严统》(1653年刊)中,“将我少林洞上一十八代真参实悟之祖师尽行削去,一笔抹杀,意欲吞并五宗,独霸独王……此乃欺君灭祖,不忠不孝……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康熙初年,接替海宽住持的是纯白永玉。永玉是海宽的弟子,但不知何故,他于康熙三年秋(1664年)却北上涿州,并应请作了房山县石经山香树庵住持(1665年)。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碑记称他为“祖庭大少林寺传曹洞正宗第二十九代兼传贤首宗第二十八代香树庵住持”。

    值得重视的是,从顺至八年至十一年(1615-1654),由寺僧祖文、清连、净稳主办了“天地冥阳水陆赈孤荐祖大法会”。登封县、偃师县和巩县三县各保人氏都参加了这为期三年的大法会。在战乱、民族矛盾和天灾之后,孤苦无望的民众通过法会得以“荐祖”,获得“赈济”,应是深得民心之善举,影响深远。

    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皇帝颁赐御书“少林寺”(原挂于天王殿,后移至山门)、“宝树芳莲”(原挂于大雄宝殿,后被火焚)二方匾额后,少林寺渐渐得以恢复。其中最重要的是雍正十三年(1735年)开始的一次大修缮、大改建,耗银达九千两之多。

    这次工程是由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王士性(?-1756)主办,由雍正皇帝批准的。雍正皇帝在十三年闰四月十三日的指示中指出:“朕览图内,门头二十五房距寺较远,零星散处,俱不在寺内。向来直省房头僧人,类多不守清规,妄行生事,为释门败种。今少林寺既行修建,成一丛林,即不应令此等房头散处寺外,难于稽查管束。应将所有房屋俱拆,造于寺墙之外左右两旁,作为寮房。……至工峻后,应令何人住持,候朕谕旨,从京中派人前往。”但这年八月帝崩于圆明园。

    从雍正皇帝的批示中可知,他对少林寺很不放心,要加强“稽查管束”。连令何人住持,也要他亲自“从京中派人前往”。推测其原因,恐怕与僧人习武及“反清复明”情绪,不无关系。

    此次大修,增设了山门,修葺了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及寮房,形成了今天少林寺的格局。王士性急于求成,下令就地取材,遂将南山上由无言正道率弟子们辛勤种下的数千株柏树“斩伐一空”。

    乾隆十五年,乾隆皇帝奉太后、率皇后等祭祀中岳前,于九月卅日(1750年10月29日)驻少林寺。寺僧善修净府(1728-1817)等得以参见。乾隆皇帝御制诗四章并书匾额。他在《题面壁石》中,对达摩故事不以为然。指出“大地那非碧眼僧,九年面壁却何曾”,“片石无端留色相,千秋不必考明徵。”这与唐高宗、武则天对少林寺的虔诚,形成强烈对比。

    乾隆十九年(1754年),朝廷下令,取消官给“度牒”,虽减少了朝廷对出家的控制,但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伪滥之事。

    道光以来,社会危机加剧,外患频繁。少林寺也是纲纪大坏。道光廿二年三月(1842年)的一则《告示》指出,房头僧人往往交结豪绅,留容土匪。或邀约酗酒,或聚众赌博,甚至朋比窝娼,构串结讼。当然,多数僧众还是恪守戒律的。咸丰五年六月(1588年)的《合寺僧俗公议规矩碑》指出:“近经兵荒,匪人蜂起。混迹道门,借游滋事……更有结队成群,谋为抢掠者,合寺均受其累。”

    清代少林寺有个自古未见的现象,即屡屡为地方长官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例如为邑令王又旦立《长生牌位》(1686年)、为分守道张思明立《张公祠堂碑》及《张公德政歌碑》(1696年),为邑令黎公立《众僧世代感恩碑》(1815年)、为邑令李公立《李老爷感戴碑》(1833年)、为邑令何公立《感德碑》等等。这反映了少林寺对地方官吏的依赖及自主权的减弱,亦是少林衰败之徵候。

    迨至清末民初,少林寺仅有僧人二百余人,土地2870余亩。

    民国初年,地方不靖。云松恒林和尚(1865-1923)被举为登封县僧会司僧会、兼少林寺保卫团团总。他购置枪械以御匪,用菩萨心肠作金刚面目。九年(1920年),他与巨匪大小数十战,环寺数十村得以安居乐业,被誉为“少林活佛”。

    恒林的弟子妙兴(1891-1927),继主寺政。此时军阀混战,政局复杂。1923年10月,吴佩孚(1873-1939)受命为直鲁予三省巡阅使。其“建国予军”旅长卢耀堂即收编妙兴为一团团长。妙兴作出了错误的选择。1925年2月,妙兴率僧袭击了陕西“镇嵩军”憨玉琨部。1927年春,冯玉祥占领西安,联合北伐军会攻河南。妙兴率团开往郑州抵抗,后于舞阳阵亡。1928年春,“建国军”樊仲秀夺得巩县、偃师,进围登封,以少林寺为司令部。冯部石友三攻入少林寺,于三月十五日纵火焚烧法堂。次日,旅长苏明启更令军士纵火焚烧天王殿、大雄宝殿、钟楼、鼓楼、六祖堂、龙王殿、紧那罗殿、阎王殿、库房、禅堂、方丈室等等。一批珍贵文物及藏经5480卷均化作灰烬,成为少林寺历史上空前惨烈的大劫难。

    此后,不少僧徒流离失所。

    1948年初,少林寺有地2800余亩。1949年“土地改革”后,少林寺有地30多亩,常住院僧众只有十四人。寺僧自耕自食,仅只维持山门而已。寺僧贞绪(1893-1955)、德根(1914-1968)、行正(1914-1987)、德禅(1907-1993)、素喜、仁安、素云等人,在逆境中坚信三宝,护持经像;或依一技之长,造福民众。

    1986年10月,行正荣任方丈,结束了康熙以来三百多年少林寺没有方丈(住持)的历史。行正圆寂后,由他的弟子永信接任“少林寺管理委员会”主任之职,主持全寺事务。1999年8月永信荣任住持,开始少林寺历史的新时代。

    (原文刊于释永信、温玉成主编《少林文化研究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