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寺历史概述(温玉成)

 

 

     自金宣宗贞(1213年)以来,蒙古铁骑屡屡南下,河淮悉为战区。金宣宗匆匆迁都汴京(1214年),中都沦陷(1215年)。金国又升洛阳为“中京府”(1217年),派移剌粘合在少室山修筑工事,囤积兵戈粮草以备战。当此之时,中都文人学士纷纷南渡,不少人侨居嵩洛。

    金末蒙初有曹洞宗大师万松行秀(1166-1264),不但主张“冶五宗为一炉”,而且“儒释兼备”。他对政治,曲识机缘。他任中都西郊仰山栖隐寺住持时,曾献诗于金章宗;在蒙古占领中都后,他又率僧道北上,朝见窝阔台大汗于行宫。他的僧俗弟子众多。弟子东林志隆、木庵性英等相继作了少林寺住持。

    志隆在少林寺,建了一所便民免费的“药局”,取世所必用、疗疾之功博者百余方以为药,使病者自择焉。他还派懂中医的二僧主持药局事务。时在1220年,慈善事业,自此为始。

    志隆还重修了达摩“面壁庵”和“雪庭西舍”。他请万松行秀的俗弟子、屏山居士李纯甫(1185-1231)写了《重修面壁庵记》及《新修雪庭西舍记》这两篇绝妙的文章。

    李纯甫主张:“卷波澜于圣学之域,撤藩篱于大方之家”,会儒佛道三圣人理性蕴奥之妙要,而指归于佛祖。他提出,“使圣人之道,不坠于寂灭,不死于虚无,不缚于形器,相为表里。”他大声疾呼:“世法拘人虱处,忽惊龙跳九天门”,必须“扫荡”种种谬说而求“大解脱”!

    李纯甫是一位有着“一条生铁脊,两片点钢唇”,“啸歌袒裼,出礼法之外”,“宁为时所弃,不为时所囚”的叛逆型人物。腐朽的时风令他深恶痛绝。

    李纯甫的主张,被元好问概括为“孔门禅”三字。这是少林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思想变革,雷渊甚至主张立李纯甫为“亚圣”。但反对他的人却讽剌他“毕竟诸儒板不去,可怜绕舌费精神!”保守势力,弥天盖地,“孔门禅”昙花一现。

    木庵性英大约在1225-1233年间作少林寺住持。他是一位“诗僧”,与辛愿、元好问等人为诗友。人们称颂他“书如东晋名流,诗有晚唐风骨。”在战乱的颠沛流离中,这批士大夫们感慨“世事都销酒半醺,已将度外置纷纭。乍贤乍佞谁为我?同病同忧只有君!”这也是金代将亡的一首挽歌。

    在蒙古勃兴的时代,早有两个僧团取得了蒙古大汗们的信任,这就是以临济宗海云印简(1203-1257)、刘秉忠(法名子聪,1216-1274)为代表的僧团和以曹洞宗万松行秀、耶律楚材(湛然居士,1190-1244)为代表的僧团。

    蒙元初年,万松行秀的三位大弟子先后作了少林寺住持。他们是乳峰德仁(1197-1266)、雪庭福裕(1203-1275)和复庵圆照(1206-1283)。从而奠定了少林寺“中兴”的基础。

    德仁,面目严冷,不矜名誉,不贪货赂,不趋炎附势,不以“正法眼藏”妄为传授。

    福裕则是一位“曲识机缘”的高僧。乙已岁(1245年),他受忽必烈大王令旨,在少林寺作“资戒大会”,大约度僧徒约三百人。戊申岁(1248年),定宗贵由下诏,令福裕为哈剌和林的太平兴国寺住持。癸丑岁(1253年),被宪宗蒙哥召诣帐殿,奏对称旨,授“都僧省”之符,作了“诸路释教都总统”。乙卯岁(1255年),任燕京十方延庆禅寺住持。戊午岁(1258年),他发动并参加了佛道大辩论,佛教徒击败了全真道。庚申岁(1260年),世祖忽必烈赐给他“光宗正法禅师”之号,主持燕京大万寿寺,取得都南“闲田”二百余顷,开办了药室、浴宇、贾区,壮大了寺院经济。晚年归栖少林而逝。

    福裕在少林寺确立了宗法制度,他制定了七十字的传法序列:“福慧智子觉,了本圆可悟。周洪普广宗,道庆同玄祖。清净真如海,湛寂淳贞素。德行永延恒,妙体常坚固。心朗照幽深,性明鉴崇祚。衷正善禧禅,谨悫原济度。雪庭为导师,引汝归铉路。”

    福裕在少林寺的弟子有五峰慧庆(?-1324)、中林智泰(?-1290)、藏云慧山(1243-1308)、普惠慧道(1237-1299)、慧炬(1221-1288)、足庵慧肃(?-1292)、在庵慧正(1227-1289)、通辩慧定(1214-1287)、灵隐文泰(?-1289)等等。他们有人作过住持,有的则作了东西两序的八大执事。

    福裕诸弟子中,对少林寺贡献最大的是少林寺提举慧山。他为少林寺筹建“水陆大会”二次;远赴杭州,求大藏经一部;创建转轮阁;两次诣阙下(1294、1308年),获准“护持”下院二十三所。(另外,河北蓟县盘山有法兴寺,由福裕弟子巢云云威[?-1348]任住持,至正初年奉旨改为“北少林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