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地禅法的流播

发布日期:2011-01-07   字体大小:   

       从全国范围来看,分为三大板块: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盛行上座部佛教,其禅定内容自然是小乘佛教禅功;广大的汉传佛教地区,则主要流行大乘佛教禅功,禅宗兴起以后,祖师禅吞没如来禅,禅宗之禅独盛;藏传佛教区则流传金刚乘佛教功法。这三个地方可以说分别代表了一段历史时期和某一流派的功法。但由于云南上座部佛教研究甚少,其内情难以知详,只有暂时阙如。下面的历史追溯仅限于汉地与藏区。

        自东汉水平年间(公元75年)佛教传入汉地起,作为佛教徒重要修习方式的禅定也传播开来。但最初流行的是小乘禅法,尤其是数息观。传此法者为东汉末僧人安世高,他是佛经汉译的创始人。

        安世高,名清,以字行,原为安息国王正后的太子,后让国与叔,出家为僧。志业聪敏,刻意好学,外国典籍,以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无所不通。而于佛教,博晓经藏,尤精阿毗县学,讽持禅经,备尽其妙,他于汉恒帝建和二年(148年)从西域来到洛阳译经,先后译出经论三十余部。其中现存《佛说大安般守意经》(二卷)、《禅行法想经》(一卷)、《道地经》(一卷)三经中,以《大安般守意经》对修习禅定特别重要,是专讲数息观的经典。安般是梵文AnaPanasmrti音译“安那般那”(有时译为“阿那波那”)的略写,意思为“念出息入息”,意译为“持息念”、“数息观”,书名“安般守息”是梵汉并举的译法。具体作法是坐禅时专心计数呼吸(出入息)次数,使杂念不生的精神专注,进入禅定境界。数息观法包括“六事”:数息、相随、止、观、还、净,这“六事”后被唐代的天台宗智凯智者大师改造为“六妙门”。由于该法寄托于呼吸,与中国方士古来所习吐纳者相似,因此,广为当时学佛者习练。安世高的再传弟子康僧会、名僧道安都为此经作过注解和疏释。

        在安世高来中土同时,月支国沙门支娄迦谶(简称支谶)亦来洛阳,于灵帝光和、中平(178一188年)间,传译梵本。支谶译籍的种类恰与专译小乘的安世高相反,几乎全属大乘,可说是中国大乘禅教的开端。他译的《般若道行经》(十卷)(即《放光般若》)所讲空理,为大乘要旨;《首楞严经》(二卷)亦为禅教所依用;《兜沙经》属于大部《华严》的序品,后来禅宗门下多有引用。

        安世高、支谶以后的大译师是支谦;字恭明,一名越,月支国人。他生于中国,博览经籍,通达大乘佛教理论。汉献帝末年(226年),他避乱南渡到东吴。后慨叹佛教流行,而经多梵语,于是广集众经旧本加以汉译,其中《禅秘要经》(四卷)、《修行方便经》(二卷)的重点都是解说禅观之法。《维摩诘所说不思议法门经》(二卷)对大乘禅教影响尤为巨大。

        沙门康僧会,其先康居国(今新疆北至中亚一带)人:年十九,双亲并亡,乃出家,于东吴赤乌十年(247年)到建业(令南京),营立茅茨,‘设像行道,因感得舍利以献孙权,权遂为建塔寺,以始有佛寺,遂称建初寺。由是江右(长江以西地区)佛法大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杂譬喻经》、《坐禅经》(一卷)等,又注释《安般守意经》、《法镜》、《道树》三经,并制经序。康憎会对禅定颇有心得;在《六度集经》的禅定度里,对止观有要目式的叙述;为《安般守意经》所作的注解,当时习禅的人奉为龟鉴。惜《坐禅经》及《安》经注解均已失传。这里抄录《出三藏记集》卷六所载康氏《安般守意经序》中一段,以见康氏的禅定思想:

        “夫安般者,诸佛之大乘,以济众生之漂流也。其事有六,以治六情。情有内外:眼、耳、鼻、口、身、心、谓之内矣;色、声、香、味、细滑、邪念,谓之外也。弹指之间,心九百六十转。一旦一夕,十三亿意,意有一身,心不自知。……是以,行寂、系意、着息,数一至十,十数不误,意定在之。小定三日,大定七日。寂无他念,泊然若死,谓之一禅。禅,弃也,弃十三亿秽念之意。

        已获数定,转念着随,蠲除其八,正有二意。意定在随,由在数矣。垢浊消灭,心稍清净,谓为二禅也。

        又除其一,注意鼻端,谓之止也。得止之行,三毒四趣,五阴六其。谙秽灭矣。昭然心明,逾日、月、珠。淫邪污心,犹镜处泥,秽垢污焉,偃以照天,覆以临土。聪睿圣达,万土临照。虽有天地之大,靡一夫而能睹。所以然者,由其垢浊。众垢污心,有逾彼境矣。若得良师,袴(音chan)刮莹磨,薄尘微曀(音yi),荡使无余,举之以照,毛发面理,无微不察。垢退明存,使其然矣。情溢意散,念万不识一矣。犹若于市,驰心放听,广采众音,退宴存思,不识一夫之言,心逸意散,浊翳其聪也;若自闲处,心思寂寞,志无邪欲,侧耳靖听,万句不失,片言斯着,心靖意清乏所由也。行寂止意,悬之鼻头,谓之三禅也。

        还观其身,自头至足,反复微察,内体污露。森楚毛竖,犹睹浓涕。于斯具照,天地人物,其盛若 衰,无存不亡,信佛三宝,众其皆明,谓三四禅也。

        摄心还念。诸阴皆灭,谓之还也。秽欲寂静,其心无想;谓之净也。

        得安般行者,厥心即明。举眼所观,无幽不睹。住无数劫方来之事,人物所更,现在诸刹,其中所有世尊教化,弟子诵习,无遐不见,无声不闻。恍惚仿佛,存亡自由。大弥八权,细贯毛氂(音mao)。

        制天地,住寿命,猛神德,坏天兵,动三于,移诸刹。八不思议,非梵所测,神德无限,六行(即上说六事)之由也。世尊(释迦牟尼)初欲说斯经时,大千震动,人天易色,三日安般,无能质者。于是世尊化为两身,一日何等,一尊主演,于斯义出矣。”

        康僧会认为安般六法(数、随、止、观、还、净)是大乘法,并结合修禅体会详加解释,并以四禅配六法。此做法与对四禅的界说,不同于一般见解,似乎初禅的重点在定力,二、三、四禅,重点在于慧力。对安般修炼功效的鼓吹显示了此法的有效性。

        东晋时代,被佛教界推尊为泰山北斗的道安,由于亲教师佛图澄以神变见称,而神变出于禅修,因此他自始就注重禅定止观,不仅为掸经作序以表推祟,而且也承认禅修达到高深的境界时,“雷霞不能骇其念,火燋不能伤其虑”(《人本欲生经注》),同时还能发生种种神变(《安般注序》)。不过,道安如佛图澄一样,在教理上以般若为宗,因而认为神变不是禅修的真正目的,禅修的真正目的在于契入“无本”(即本无)、“无为”而“开物成务”,开物是使天下兼忘我,成务是无事而不适(《道地经序》及《安般注序》)。即从禅修所得到的境界中,使大家忘我,尽性而造成世界的安乐,不仅仅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享受或所谓超自然力。当时名士习凿齿致道安书,就称赞他“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耳目”。由于道安的学识和威望,他的见解对当时修习禅定的人影响至深。从中国佛教史看,中国佛教重心的展开也是顺着这一思路,直到发展出不重神变只重心悟的禅宗。

        道安的弟子慧远在江南庐山传法,后成为东南佛教领袖。他在禅定上的贡献是首创念佛禅,开启了中国净土宗。在庐山东林寺他与弟子和当时名士100多人创白莲社,弘通净业,发禅净一致之端。慧远的念佛是修禅念佛,而非后世的口唱念佛,他以罪福报应导俗和以禅观念佛入真的见解,对后世影响深远。

        中国最伟大的译经家之一鸠摩罗什(344?——413年),华言童寿,略称“罗什”或“什”,父籍天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一带):7岁随母出家,后博通大小乘经论,名闻西域诸国。于后秦弘始三年(401年)至长安,译出了空宗的《大品般若经》、《维摩诘经》、《大智度记》等,奠定了大乘禅法的基础,也是后来禅宗兴隆的内涵。同时他还译出了多种小乘禅经。如《禅法要解》二卷(即《禅要经》),《禅经》三卷(一名《菩萨禅法经》,与《坐禅三昧经》同),《禅法要》三卷,《禅秘要经》三卷,《思维要略法经》一卷。这些经籍对修行禅定的基本方法及其现象,。如数息法、不净观、白骨观等的次第,有很详细的介绍,直接刺激了中国禅法的兴盛和广泛传播。如从罗什受学禅法的僧睿在《关中出禅经序》中说:


        禅法者,向道之初门,泥逗(涅盘)之律径也。此土先出修行、大小十二门;大小安般,虽是其事,既不根悉,又无受法,学者之戒,盖阙如也。鸠摩罗什法师,以辛丑之年十二月二十日自姑减(凉州)至长安,予即于其月二十六日从受禅法。既蒙启受,乃知学有成准,法有成条……寻蒙抄撰众家禅要,得此三卷。……夫驰心纵想,则情愈滞而惑愈深;系意念明,则澄见朗照而造极弥密。心如水火,拥之聚之,则其用弥全;决之散之,则其势弥薄。故论云:质微则势重,质重则势微;如地,质重故势不如水;水,性重故力不如火;火不如风;风不,如心。心无形故力无上。神通变化,八不思议,心之力也。心力既全,乃能转昏入明。明虽愈于不明,而明末全也。明全在于志照。照忘然后无明、非明;无明、非明,尔乃几乎息矣!几乎息矣,慧之功也,故经云:无禅不智,无智不禅。然则禅非非智不照,智非禅不成。大哉禅智之业,不可不务乎!

        由上可知,小乘禅法至罗什时方齐备,而禅定与智慧(般若)的辩证关系,僧睿也有清楚的认识和体会。

        自古来南方重义学,北方重禅定,禅定在北方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习禅甚多,同时禅法稀缺,因此西行求禅法者相当多。这其中以智严最突出。智严曾西行至罽宾(今克什米尔一带),入摩天陀罗精舍,从佛驮先比丘咨受禅法,“渐染三年,功逾十载”,后邀请禅师佛陀跋陀罗(觉贤)一同东归。与智严同时受业于佛驮先的还有京沮渠京声,并受《禅要秘密治病经》。

        觉贤来到长安,最初与罗什相处甚好,但由于二人学风不同,师承渊源也各异,终被罗什门下逼令离去。觉贤带弟子40余人离长安至庐山,与慧远相会,应后者之请,译出《达摩多罗禅经》二卷(一名《不净观经》或《修行道地经》),并亲自开讲。江东自此方注重禅定修持。觉贤所译禅经并非一部,可惜它经不传。值得注意的是,”罗什传授的禅法,限于介绍上座部旧师各家禅要,没有很好的组织,而觉贤的禅法是直接从释迦牟尼的大弟子阿难、迦叶处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保持了它的纯粹性。(其传承可参看《达摩多罗禅经》卷一、《出三藏记集》卷九、卷十二)觉贤的禅法促成慧远成立禅室行道,开禅净双修的先河。

        从禅定本身来看,中国历史上禅定传播最为多姿、习禅人最多、习禅风气最重的要数南北朝时期。因为该期不同禅法不断传入,不像后来隋唐已建成中国自己的学派,唐末以后又成禅宗天下;该期禅法各有师承,各有特色,不像隋唐已开始统合各派;该期禅法由于习禅者的不同风貌而多采多姿,不像后来都统一在禅宗门下;更重要的是该期注重禅定的修行,不像隋唐以来渐废修行,单标见地。

        南北朝时期禅法流行,从社会原因来说是生存环境恶劣,加上魏太武帝毁佛(446年)、周武帝灭佛(570年)严重打击了寺院和住寺僧尼,使得居野处荒的禅僧异军突起,禅法渐盛。从佛教自身来说,安世高的小乘禅法,支谶的大乘禅法同时弘传,并未中断。但《维摩诘经》风行,静坐遭贬,禅的观念扩大,禅行也扩大,禅法内容便芜杂起来。既有奉苦行的,也有倡提升精神境界的。从行为上看,南北朝禅僧活动最普通方式是头陀行、阿兰若法和聚众禅。“头陀行”是苦行的一种,它的基本特征是“游行乞食”、“少欲知足”。“阿兰若法”的基本特征是“远离愦闹”、“住于空闲”。所谓“空闲”,包括“家间”、“树下”、“露地”,禁止接近村落、或寺住宅居。聚众禅则是群居于深山岩穴,共同习禅,不过南朝多独来独往的散修者,北朝则聚众成群者多。当时的知名人物,多出于这类僧侣。从思想上论,南北朝禅法的中心思想有三,一是禁欲,二是修心,三是“神异”。从流派上论,南北朝掸法最著名的有三,二个是处于南方的《达摩多罗》禅、《楞伽》禅(但多活动于北方),一个是北方的跋陀。

        达摩多罗禅法是由上述觉贤所传,主要是五部禅法(即五门禅,或称五停心观),著名弟子有慧观、玄高等。楞伽禅的来源主要是求那跋陀罗译出的小卷本《楞伽经》,而以该经为禅要的就是被后来称为禅宗东土初祖的菩提达摩。


        人们看过电影《少林寺》后,常误认为由于达摩而修建了少林寺,因为传说达摩曾在嵩山面壁九年。但事实上,少林寺的修建是缘于另一位禅师跋陀。《释老志》记:“西域沙门名跋陀、有道业;深为高祖(北魏孝文帝)所敬信。诏于少室山阴。立少林寺而居之。公给衣供。”可见,不仅建寺、而且由政府供养。当时,四海欲修定之人,闻风而来者常有几百人。跋陀居室修禅,有小儿看见门隙内炎火赫然。但禅法的具体内容,史无记载。跋陀的著名弟子,一是地论师北道领袖慧光,一是在北朝同菩提达摩禅法相抗衡的僧稠(479?/——560年)。僧稠禅法多端,师从多人,先依道房受习止观,常依《大般涅经》行“四念处”禅法,又从道明禅师受“十六特胜法”(数息观的细密修行方法),后至嵩山少林寺,跋陀更授深要,并赞他为“自葱岭以东,禅学之最”。僧稠曾受请撰写禅要,名《止观法》两卷,惜已佚,禅法无从得知。僧稠与菩提达摩禅法的不同,道宣曾有评价:

        稠怀念处,清范可崇;摩法虚宗,玄指幽赜。可崇则情事易显;幽赜则理性难通。

        看来,道宣更倾向于僧稠的禅法。

        此外,为北周崇敬的僧实(475-563年),与僧稠齐名。魏太和末(499年)至洛阳,遇勒那摩提,授以禅法,勒那赞扬道:“自道流东夏。味静乃斯人乎!”但禅法内容不详。僧实后又“寻师问道,备经循涉,虽三学通览,偏以九次调心”(《续高僧传》卷16《僧实传》)。“九次”即九次第定,属佛教最古典的禅法‘其弟子有昙相等,所传禅法至唐初仍不绝。

       南朝后期,有慧思自北南投(约750年),创“定慧双开”、“因定发慧”,此派禅法至陈隋之际智凯而立天台宗止观法。

        南北朝还有一系,这就是由弥陀净土信仰而起的净土宗。时有昙鸾(476-542年),雁门(郡治在今山西代县西)人,苦研佛法,不意病倒,便南下访著名道士陶弘景,寻求长生求仙之方。陶殷勤接待,授《仙经》十卷。县鸾回归北方,途经洛阳,遇印度译经僧菩提流支,问:“佛法中颇有长生不死法,胜此土仙经者乎?”菩提流支回答:“这是什么话,根本不能相比。这里哪有长生法?即使长寿,少年不死,但终究要在三有(指欲界、色界、无色界)中轮回。”菩提流支便把一部《观无量寿经》授给县鸾,说:“这就是大仙方,依它修行,便能解脱生死。”县弯受了这番教导,当场就把《仙经》烧掉。此后他主要从事传布弥陀净土信仰。县鸾在传教中,简化大乘禅法的修行方式,强调“十念”和口称念佛。口称念佛到唐代,经道绰(562-645年)、善导(613-681年)正式创立净土宗后,就上升为最重要的修行方法。口称念佛这一方式,到明清、民国时可以说已吞没了禅宗参禅的方法,至今天;口称念佛已成为佛教徒的行为标志。

        在南北朝时期还产生了多为后代禅宗人士称扬的宝志、傅翁两大士,其修为、言语、行为、举止,都可称得上中华特产的禅风,迥异于当时小乘禅师与大乘禅师;所以,禅宗,特别是后期禅宗均把二人视为祖师禅的先驱。

        从东汉末年安世高传习小乘禅法到禅宗成立的这一时期,可分辨出几大流向,一是小乘禅法的兴盛,如安世高、罗什、达磨多罗等系,二是大乘禅法的兴盛,如支谶、楞伽禅等,三是从大乘禅中产生的祖师禅正萌芽成长,如《维摩诘经》、宝志、傅翁、楞伽师等。整个历史的发展轨迹可表述为:

       到隋唐时代,中国僧人才智大发、创造力勃兴,名僧辈出,学派繁生,佛教发展臻于顶峰。前期禅法被总结、归纳、整理,新的禅法结合各宗的判教理论和修行阶位也纷纷出笼。总括言之,印度禅法的集大成者归天台宗,中华禅(祖师禅)的风流奇妙尽属禅宗,其它各宗如华严宗、三论宗、律宗等各有独特的修行法,但也有共同点是,“观”法大倡、各尽微妙,“止”法消歇,后断乏人。这一状况直到今天,也是如此,“观”法虽妙,系于各宗理论(智慧),难进门室;“止”法不明,入门不易。因而出现这种情况,道教气功风靡老少妇孺‘因为易于下手;藏密方兴未艾,因为虽浩瀚深奥但有阶梯可寻;印度瑜伽传遍欧美,因为初、中、高级功法具备;不致于倘徉于户外;禅宗适宜上根上机,故令人皱眉,倒不如口念、“阿弥陀佛”,毕其功于一役。因此,明清以来(可前溯至五代宋以来),禅净合流势为必然。从禅定兴衰来看,个中微妙不难明了。

 (文:月溪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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