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达:走向世界的少林文化
 ◎马明达
在当今世界上,少林寺已经是一个为很多人所熟悉的名字,其影响不断传向五洲四海,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
多数人知道少林寺,自然与少林功夫有关。千百年来,许许多多的武术传说,各式各样少林武术人物的事迹和故事,使少林寺成为卧虎藏龙、神奇莫测的武林圣地。正因为如此,也使它蒙上一层层神秘的面纱,有时真让人有“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感觉。
少林寺影响的日益扩大,它巨大的吸引力和不断焕发出来的奇光异彩,已经远远超出一个佛教寺院所特有的文化含载,实际成为一个蕴量丰富的文化现象。因此,我们可以将它称之为“少林文化现象”。今天,少林寺不仅吸引了与日俱增的旅游者、朝拜者和习武者,而且也吸引了世界上众多学者的目光。不少学者正在深入地观察与思考着“少林文化”,所有与少林寺有关的问题,都有人涉足其间,从不同角度从事史料挖掘、整理和专题研究。有人专注于“武文化”的研究,有人从“文化”角度研究。学术领域在逐步拓展,见仁见智,各有高论。可以说,目前已初步形成一个具有独立系统的“少林武学”。
当然,正如考古学家温玉成先生曾指出的,当前对少林寺的研究,整体的基础的研究还有所不足,学术水平也有待提高。但我们相信,有了国内外多学科学者的积极参与,研究队伍会迅速成长壮大起来,科研水平也会逐步有所提高。2003年3月,在少林寺永信方丈倡导下,经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大力支持,少林寺召开了“少林功夫国际学术研讨会”。这在少林寺历史上是第一次,有发端创始之功,也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事情。我想,这是少林文化不断发展的需要,也是宏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需要。同时,对建立一支少林历史文化的科研队伍,对推动学术水平的不断提高,都会产生积极作用。
少林文化的本源是佛教,它是一种宗教文化,这不成问题。但在中华大地上成千上万的名寺古刹中,像少林寺这样以武艺传名天下历久不衰的,似乎仅此一例。我国早期的佛寺,拥有武装并鼓励僧徒习武的并不少见,魏晋之际尤其如此,不仅史书不乏记载,就连敦煌壁画中也有僧徒习武的图画,这是真实情况的写照。经过隋末农民战争以后,这种情况便逐渐减少,至少不再是个常见现象。宋金之际五台山武名很盛,曾拥有相当规模的僧兵,出了几位爱国武僧。这就是杨五郎、鲁智深在五台山出家的历史背景。五台山的武名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应当说已经与隋唐以前的寺院武装不尽相同了。延至明代,天下以武艺享名者只剩了少林、五台、伏牛三寺,其中以少林名声最著,也确有史迹可考。五台、伏牛则仅存其名而已。悠久的武艺传统给少林带来巨大的名声,武艺是少林文化结构中主要的闪光点,这自是不争的事实。
但,我以为少林之名所以久盛不衰,终于酿成今天举世瞩目的少林文化现象,不是只靠了武术。或者说,武术是少林文化的精粹所在,但并不是少林文化的全部。我以为少林文化建立在浑厚博大的中华文化基础上,它的发生与发展,都体现着中华文化的特点。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单凭武艺,恐不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局面。上面讲到,五台山也曾经以僧兵和武术享名,以佛教渊源之深,武术影响之大,都不在少林以下,为什么后来并没有形成如同少林武术这样的名声和影响呢?足见少林武术只是少林文化的标志和亮点而已,少林文化的形成和它的内涵,还需要做更深入的探讨。
以我的肤浅认识,少林寺与少林文化,特别是它的武术文化,是以多元文化的交流为基点的一种文化融合体。
季羡林先生曾经说:“交流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无疑是一个高见卓识,启人深思。只有通过交流,才能吸纳新的文化因素,经过融合,产生新的文化成果。总之,才能不断增强文化生命力,提高文化品位与格调。没有交流或交流过于单一窄小,长时期封闭而自以为是,任何优秀的文化都会萎缩,以至走向衰亡。少林寺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是多元文化冲撞交融的产物。在以后的存在与发展中,交流,广泛而多向的交流,使它不断获得生命之源,使它的武术获得不断创新的因素和内力。正是在这样基础上,才逐步形成丰富多彩而富有力的少林文化。
以下,从四个方面大略谈谈我的认识。
第一,少林寺的创建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外文化交流高潮为背景,以后又多次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活动中发挥作用,吸取养分。
众所周知,我国第一次中外文化交流高潮的主体是佛教传入中国,其延续时间自东汉到隋、唐,前后达数百年之久。少林寺初建于北魏太和二十年(496),是孝文帝元宏为印度僧人跋陀修建的寺院,当时正值佛教传入中国的高潮期。跋陀是一位道业高深而多才多艺的印度高僧,他的游踪到过东罗马(拂林)和西域诸国,自然见多识广。他还精通绘画。显然,这位印度高僧作为少林寺开山初祖,象征着少林文化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
跋陀开基后约30多年,印度高僧菩提达摩由江南到达洛阳,也曾隐居山少林寺。达摩的行止颇多神秘莫解之谜,有些问题至今还没有弄清楚。但由此确立了少林寺是宗祖庭的崇高地位,这是举世公认的。宗是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逐步产生的中国化了的佛教,它是第一次中外文化交流高潮中最重要的精神产品。宗极大的丰富了中国的思想宝库,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宋代理学的产生发生了重要作用。从跋陀到达摩的近半个世纪里,少林寺一直居于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位置。它的起点甚高,为后来少林文化走向奠定了基础。
唐代武则天时期,曾浮海去印度求法的僧人义净,历时19年后回到祖国,成为与玄齐名的一代大德高僧。义净回国后,曾在少林寺重设戒坛,弘扬“有部律”。这是少林寺又一次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担当重要角色。
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域外文化传入中国的高潮。它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又一个重要时段。这一时期的少林寺,再一次在天下星罗棋布的丛林中凸现出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时,少林名僧辈出,实际是少林的第二个辉煌时期。蒙哥汗时期,被封为“国师”的西域僧人那摩与少林寺长老雪庭福裕等联合起来,发动并参加了与道教的辩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戊午(蒙哥汗八年,1258年)佛道大辩论”。这次辩论以道教的失败而告终,雪庭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自此雪庭和少林寺声名大振,少林成了天下丛林反对道教伪经的中心,是海内外僧徒心向往之的名寺。元代中期,以邵元为代表的一批日本僧人曾到少林求法,其中邵元在少林20多年,曾担任少林寺书记、首座等僧职。日本僧人嫩桂荣返国后,创建了日本少林寺。这些都已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以上事例说明,历史上的少林寺一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融合点,在中外交流中发挥着促进作用,也自然深受其益。交流是少林的传统,这一点非常之重要,在我看来,这是少林历久不衰的主因。
第二,少林文化具有文武兼备的特点,可以说是文、武两种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
中国文化原本是讲文、武文化并重的,产生于西周初期的“周礼”就非常明显的表现出这一特点。后来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就有积极尚武的成分。他以“六艺”授徒的教学内容就源自周礼。从周礼到孔子的礼、乐、射、御、书、数6门功课,顾刚先生曾说,其中除书、数两门属于纯“文科”外,其他都与军事技能的训练有关。后来,中国文化发生了偏颇,出现了重文轻武的倾向,而且越来越严重。宋代理学的核心是主“静”,讲“一动不如一静”。于是,在整个中国文化系统里,文、静二字占了绝对优势,武、动被视作文化低位现象。特别是“武”,降格成为一种技能,甚至是一种末技,一种“术”。文人不武,武人不文,是社会上极普遍的现象。到封建社会晚期,真正文武兼长的人材凤毛角,这也是国人缺少活力而国势日衰的重要原因。
佛教戒杀,本不应当提倡习武。丁福保先生在《佛教大辞典》中“少林武艺”一条的末尾还专门写上:“案学佛者,当专修佛道,不应兼习武艺”。正是在世俗社会严重出现重文轻武的文化谬现象时,作为佛教宝刹的少林寺却坚持传习武艺的传统,走的分明是一条文武并重的路子。少林寺出了许多大德高僧,一直保持宗正宗的主体地位,但又保持演练武术的传统。尽管这里面传说甚多,就目前为止我们真正掌握的史料还不是很充分,有些内幕犹待继续深入探索。但到了元、明时代,少林寺以武艺名天下,出现了不少史有明载的武僧,这是百分之百的事实。坚持文武并重,本身也是一种交流,是一种融合,而且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文化融合,其意义自不待言。少林文化不是有武无文,也非有文无武,而是文武结合。只是它的“文”主要表现为含有儒学成分的佛教文化而已。少林寺恰当地处理文武关系,即使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值得认真研究和评价。
第三,少林文化是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交流结合的产物,少林寺有关注世俗社会的传统,甚至有以武力优长积极参与改变社会事务的传统。
僧人本来是斩断俗欲的方外之人,精神世界与世俗社会划了一道深深的鸿沟,一般不会再关注世俗,更不要说是介入其中。然而,少林僧人或出于国家征调,或出于自己的主动,往往积极关注和参与社会事务,特别是国家重大事务。明代,少林寺武僧走出僧房,直接参与平定动乱的战争,参与抗拒外寇的战争,以及明代末年,武僧干脆脱下僧衣换上铁甲者,史载昭彰,不一而足。显然,少林寺不是一个纯粹超乎外部社会而远离世俗,完全不关心社会事务的僧团。它的关注和介入世俗事物的传统,其实也是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宗教文化不断从世俗社会寻找人文资源的一种方式。我以为这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宗教观,这对少林文化的发展非常之重要。如果不是直接接触战争和一般社会冲突,没有这个最基本的实验基地,单凭深山修练,思苦想,就能练就超凡的功夫,那是幻想,是神话,是小说家言。
第四,少林寺有区域文化交流融合的特点,这一点特别表现在武术方面。
我国幅员辽阔,区域文化差异很大。其中最大的差异当然是南北之间,这在武术上尤为明显。其实即使是北方也有区域差异,南方亦然。但封闭保守的小农社会,自然经济形态,大大制约了交流的主动性,这正是民间武术门派林立,往往敝帚自珍、自以为是的根本原因。我们从少林武艺的发展进程看,特别是有较多资料可供研究的明代少林武术看,少林寺在这方面明显有所突破,其交流空间相对宽阔,频率较高。
少林寺吸收过南方的东西,如俞大就曾经把自己演练的福建的死把棍法教给少林武僧宗擎等,那是与北方棍法完全不同的一种长身南棍。从程冲斗的《少林棍法阐宗》来看,明末少林寺“洪”字辈的武僧所传棍法则是以“条子”为代表的北方活把棍法,这种棍法又被少林武僧传到江南,后来变成“徽派武艺”的重要构成部分。枪法也是如此。明代南北有多家陆合枪法,各家有一定差别,枪的材质长短均有不同。但从明末清初的资料来看,原为少林僧人出身的刘德长等人的枪法,其实已经有融南北枪法为一体的趋势。这里面的交流与融合非常典型,也非常有意思,可以看到少林武僧对武艺交流的主动和识见之高。这同样是一种文化交流。明代少林武僧时常奉命出征,足迹遍布南北各地;也有僧人以游方僧身份奔波在各地,有的是寻求为国为民的用武之地,有的是寻访武林知音,以交流技艺。一些少林武僧实际上担当了传播与交流武艺的媒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十分引人入胜的武术文化现象。
山雄居天下之中,四通八达,这是少林寺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自古以来,少林僧人来自四面八方,可以考见其地望的僧人中,河南籍的并不多,这足以说明少林僧徒来源甚广。他们之中应有专为寻求武艺而来的,外寺僧人特来求艺的也应不乏其人。这使少林寺实际上成了中原大地乃至南北武艺交流荟萃的集散地。在封建国家对民间武术多有禁约的古代,特别是明、清两代,少林寺的这个作用非常之重要,对中国武术,特别是民间武术的技术走向和流变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问题也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少林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模式,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在经历了千百年来与各种文化的冲撞与融合之后,少林没有丧失自我,没有发生文化变异,而是顽强地保持着自己渊源有自的文化结构和本位,保持自己“以武弘法”的特色。这真是了不起的事情,是非常有性格的文化现象。保持传统与积极汲取其他文化,是一个难以把握的矛盾。从历史看,少林寺在这方面处理得比较好,有不少成功的经验,特别是在武术上。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少林寺一直保持吸收外部文化的宏阔胸襟,借以丰富自己,增强自己的生命力,同时又不丢弃自己的文化优势,是故,在屡经劫波、大起大落之后,终归还能复兴起来,还能再造辉煌。今天少林又以它雄峻千古的姿态,走出国门,寻求新的交流和融合,创造新的文化高点。
中国武术正在努力走向世界,同时也必须应对世界的挑战。
应对意味着文化冲撞,也意味着新的交流和融合的机遇,而交流就必然带来进取,带来发展。不能勇敢地接受世界体育文化一体化的挑战,及一定会随之而来的剧烈竞争,则武术永远也不可能真正走向世界,最多是扮演一个古董的角色,展示一番它千百年来的斑锈痕而已。当今利益驱动使武术的假古董充斥市场,神秘主义张狂,以至鱼龙混杂,真假莫辨,声誉日损。针对这个现实,少林武僧要努力继承先贤精神,勘破功利樊笼,斩断凡尘纠缠,拒绝流俗,果敢地担当起弘扬中华武道大业的重任,义不容辞,当仁不让。少林走向世界,世界需要少林,让少林文化在全世界闪烁光芒!
(原文刊于释永信主编《少林功夫文集》第二辑,少林书局,2004年8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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