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日新

　　 禅宗进入赵宋以来，曹洞宗一直处在落寞之中，直至芙蓉道楷出世，这种局面才产生转机，使一向冷清的洞宗再度恢复了生机。道楷的法嗣，其活动地域以江浙为主，尤以明州（宁波）天童作为常住。当宋代文字禅日益兴盛之时，大慧宗杲作为佛果的弟子，他居然焚毁了乃师文字禅名著《碧岩录》的刻板，从而推行其看话禅。此后的看话禅逐渐地成为禅林参学的主流，自南宋至元、明两代，话头禅几乎一直统治著丛林。直至明末千岩元长才对此有所改观，乃有明末清初禅林的短暂活跃，然中晚期的清代禅林，话头禅又得以恢复。值得注意的是在宗杲极力推行看话禅的同时，天童正觉在明州创立了“默照禅”，与宗杲的看话禅正好形成对立，因而撑起了洞宗的另一块天地。相对于名噪丛林的宗杲而言，正觉的行谊一直为教内外所忽略，因而本人不揣鄙陋，将天童正觉之禅风略陈如下。
　　

一、宏智正觉的生平
　　 关于宏智正觉禅师的生平，在他圆寂之后的翌年（1158年）二月，便有周葵给他撰写了《塔铭》，再过九年，至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六月，又有王伯庠出来给他撰写《敕谥宏智禅师行业记》（以后简称《行业记》）。这两位作者，均是名声显赫于宋王朝的达官，其中的周葵，在《宋史·列传第一百四十四》收有其传记[1]；而王伯庠在《宋史》中虽然没有传记，但在《宋史·本纪第三十三》中，载孝宗时“殿中侍御史王伯庠请裁定奏荐，诏三省、台谏集议，具条式以闻”事，可见也是官宦出身。由于这两种文献的写作时间均距正觉圆寂不久，应当具有可信性，因此，我们透过这两个材料，足以了解正觉的生平事迹。
　　宏智正觉（1091年～1157年）俗姓李，隰州（山西省隰县）人。相传正觉七岁时“诵书日数千言”，不久便通读《五经》，这为他日后的修学佛法打好了文化基础。正觉的父亲李宗道颇信佛，曾在佛陀逊禅师的门下参学多年，佛陀逊禅师也曾向正觉的父亲建议：“此子超迈不群，非尘埃中人，宜令出家，异日必为大法器”。正觉的出家很早，《行业记》载他“十一岁得度于同郡净明寺本宗”，至十四岁便在晋州慈云寺智琼门下接受具足戒。到了十八岁，正觉开始游方，且立志“若不发明大事，誓不归矣”，并曾得到山西省地方官吏的奖掖。此后正觉渡过黄河，在少林寺坐夏，随后游历了龙门、参谒了汝州香山的枯木成禅师（道楷门人净因法成），深受其器重。《行业记》颇载有正觉在法成门下参学的机缘：
　　一日，闻僧诵《莲经》，至“父母所生眼，悉见三千界”，瞥然有省，急诣丈室陈所悟。山（指法成）指台上香合曰：“里面是甚么物？”师曰：“是甚么心行？”山曰：“汝悟处又作么生？”师以手画一圆相呈之，复抛向后。山曰：“弄泥团汉，有甚么限？”师云：“错。”山曰：“别见人始得。”师应：“喏！喏！”[2]
　　透过这一机缘，我们发现正觉在参学子淳之前，便于禅法有所体悟了，且他的拓陈圆相的作略，无疑是对沩仰宗风的借鉴。至二十三岁那年（1123年)，正觉去了丹霞子淳那里，并在子淳门下了断犹疑。《嘉泰普灯录》载：
　　即造丹霞，霞问：“如何是空劫巳（以）前自已（己）？”云：“井底虾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帘。”曰：“未在！更道。”师拟议，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师于言下释然，作礼。霞曰：“何不道取一句。”云：“某今日失钱遭罪。”霞曰：“未暇打得你，且去！” [3]
　　面对空劫以前自己的本来面目这一禅机，正觉采用“井底虾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帘”来对答，不但昭示了他奋起直悟的气势，同时也暗示了自性“本自具足”之理。然此等境界一旦涉入言语之中便成名相，因此子淳立即将之褫夺，并要求另下一转语。子淳的这一褫夺引发了正觉的犹疑，他于是猛地一拂子朝正觉打去，促使他于当下悟道。值得注意的是子淳采用拂子打的机锋，早在义青接引道楷时便已实行，子淳此时重操祖师家业，自然也体现了曹洞禅经义青续薪之后，其宗风已经融摄了临济宗的某些机锋作略。后来，子淳退居唐州大乘西庵，其师兄大乘升主持丹霞道场，遂以正觉为立僧。此后子淳受请出住随州大洪山保寿寺，正觉在他门下掌记室，至宣和三年（1121年），迁首座。1122年，正觉离开子淳，至江西庐山的阐提惟照禅师（道楷门人）那里分座开法，随后其师兄真歇清了致书相招，正觉便去长芦（真州，江苏仪征一带）任首座。
　　宣和六年（1124），正觉受向子諲的礼请，正式出世，住泗洲（安徽）普照王寺。正觉到普照王寺之时，寺宇有一半分给了道教做神霄宫，加上两淮流域闹饥馑，僧众的二时所需匮乏，因杂以菽麦。正觉出住之后，让常住去除杂粮，全部用粳米，随后“檀施填委”，僧供全部得到了解决。稍后，宋徽宗南巡，正觉带领僧众出迎，徽宗“见寺僧千余，填拥道左，方袍整肃，威仪可观，异之”，徽宗于是召见了正觉，并让道教归还了所占寺院的另一半。到了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二十三日，正觉出住住舒州太平兴国禅院；建炎元年（1127年）十月十八日，赴东林禅寺开堂；建炎二年（1128年）六月十三日，住江州能仁禅寺等道场。在这一期间，正觉在江西云居山见到了圆悟克勤，深得其赞许。建炎二年九月十五日，应真州长芦礼请，正觉出住崇福禅院。旋遇乏粮，加之当地起义者大李在“领兵入寺，无不惶骇”，而正觉“安坐堂上，待其来，以善言诱之”，使大李在“稽首信服”，并捐出粮食给寺院。至建炎三年（1129年）秋，正觉渡江至明州（浙江省宁波市），准备去普陀山朝拜观音，路过天童山景德寺，由于该寺正缺住持，因受其礼请住持该寺。是年十月，金军大举南侵，一路进军江西，一路直逼浙江，致使人心惶惶，因而附近寺院均拒绝外来游方僧人挂单，独正觉胸襟豁达，来者不拒。正觉未来天童之前，常住不满二百，在正觉住持天童之后，“四方学者争先奔凑，如飞走之宗凤麟，百川之赴沧海，今逾千二百众矣”。面对众多的僧众共住，大众担心僧供不济，而正觉却欣然面对，不久“嘉禾钱氏航米千斛”前来布施。自古以来，是否善于谋办僧供往往是衡量住持的一个重要条件，相传天台二祖慧思在初祖慧文门下，以“营僧为业，冬夏供养”而著称，以故他后来南下弘法，因“供事能给”而“从者如市”。正觉出住天童，不但保证了僧供，而且还对寺院进行修葺与扩建，使昔日破旧不堪的景德禅寺“寺屋几千间，无不新者”。另据周葵的《塔铭》所载：正觉出任天童住持“前后凡三十年，寺为之一新，即三门为大阁，广三十楹，安奉千佛。又建卢舍那阁，旁设五十三善知识，灯鉴相临，光景互入，观者如游华藏界海。……而僧堂、众寮、卧具、饮食、器用，所以处其徒者，亦皆精微华好，如宝坊化城。”[4]加上正觉充分利用天童滨海的地理优势，“障其碱卤而耕之”，从而使僧供得到了有效的保证。仅此举办海盐一项，“未年至，不发化人，而斋厨丰满，甲于他方”（《塔铭》）。对于禅众的管理，正觉也十分得体，据王伯庠所记他于绍兴八年（1138年）的亲见，“禅毳万指，默座禅床，无謦欬者”。而正觉的作风并不高调，凡是他所所规画，“人竞趋之,不动神色，坐以告办，疑有鬼神阴为之助”（《塔铭》）。绍兴八年（1138年）九月，正觉奉旨出住临安灵隐寺，但在那里只停留了短暂的时间，于当年十月便返回了天童。
　　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九月，正觉遍谒生前知交与檀越，十月八日回到天童山，翌日便沐浴更衣告知大众后事，并致书大慧宗杲，嘱他主持自己的丧事。之后，他援毫书偈曰：“梦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鸟烟没，秋水天连”，掷笔而逝。宗杲接到来信之后，立即来到天童山，于十四日奉正觉全身葬东谷塔，“道俗送者，增山盈谷，无不涕慕”。宗杲生前与正觉的禅观并不协调，他曾多次出言批驳正觉的“默照禅”，然透过正觉的临终嘱托办理后事与宗杲的如约完成嘱托，可见他们两人的歧见仅仅局限于禅观，并不影响到丛林的道谊。正觉一生精勤办道，据《塔铭》所载：他“昼夜不眠，与众危坐，三轮俱寂，六用不痕，宗通说通，尽善尽美”。而他本人也严守戒律，“坐必跏趺，食不过午所至；施者相踵，悉归常住，间以与饿疾者；而一瓶一钵，丈室萧然；诸行方厉，而一性常如，非出于矫拂也”[5]。正觉圆寂后五月，宋高宗诏谥“宏智禅师”，塔曰“妙光”，参知政事周葵为为他撰写了《塔铭》。正觉一生“其持身也严，其倡导也久，其庄严佛事，接引迷途，亦惟恐不至”，因而弟子甚众，《塔铭》载他“度弟子二百八十人”。在《嘉泰普灯录》中，载有正觉的门人十四人，其中八人有传记，他们分别是闻庵嗣宗、善权法智、大洪法为、长芦琳、自得慧晖、石窗法恭、清凉法真、了堂思彻。正觉有《宏智广录》九卷、《宏智觉禅师语录》四卷、《宏智和尚语要》一卷传世，他的颂古百则也被元代的万松行秀作为骨子，敷衍成了文字禅著作《从容庵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