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远 

儒家礼乐文化是现实的陶冶。礼主差等，分上下尊卑，但是过分讲究尊卑就会导致对立，因此，乐主和谐。通过两套不同制度，礼乐在古代既保持了秩序又保持了和谐的亲情。

佛教同样有类似的思想。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但并不是说在现实生活中是平均主义，只是说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在成佛的道路上是平等的。每个人造业，包括善业、恶业、不善不恶业，会有相应结果，因此每个人的福报不一样。

虽然福报不同，但是佛教要求每一个人并不去埋怨别人，而是追问、叩问自己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福报，从而经过努力去得到，因为福报是不可能无缘无故就来到自己身边的。佛教既让人们有一种取得平等的希望、尊严，又不至于在现实生活中只有永远的攀比和无尽的埋怨。攀比只能带来烦恼，用现在的话说是幸福指数上不去，这实际上是主观因素，用儒家的话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儒家和佛家两大思想派别对中国二千多年文化的贡献，都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的两个字是“忠孝”，以孝为本，移孝作忠。普遍来看，中国人在交朋友时会不知不觉地考察其是否孝顺父母，假如风闻其不孝顺，就会逐渐疏远。孝成为最起码的做人准则。而一个孝顺的人必然会对朋友忠、对事业忠、对国家忠。儒家理论可以归结为两个子，即“忠孝”。

佛教对中国最大的影响则是“因果”二字。明清以后的小说，无沦是从《金瓶梅》到《红楼梦》，还是《三言二拍》等等著作，甚至戏曲，无不能看出佛教文化“因果”二字的深入影响。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因果相应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一定程度上说，纠正不相应的因果，才能达到平衡与和谐，浮躁也就减少了。

佛教教人以平和的态度积极进取，以善因得善果，通过自己努力去获得相应的福报，这种思想对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

佛教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的佛教没有完成现代化的转变，上个世纪以来，佛教始终没有作为一个健康的、主动的、积极的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建设。直到近些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呼声之下，人们认识到中国佛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重新加以重视，从而佛教得到了发展与转变的一个契机。

近年来，僧人出现青年化趋势，和社会的距离越来越拉近，数十位乃至上百位年轻僧人在全国各地讲经说法，受到了一定民众的喜爱。他们用现代语言进行演讲，将经典、古文以现代语言表达出来，带动佛教走出经典、走出寺院，蜕变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佛教。而在这样年轻僧人之中，也将会涌现出一些大师。

节选自《杭州佛教》2016年第3期